“周虽故邦，其命维新”，十九届四中全会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中央全会，对制度和治理在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经验下做出了全面深入的阐释。郭建宁老师用精准明确的语言为我们做了分析。
郭建林老师首先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背景讲起，将其概括为“关键节点、内容重要、意义重大”。对于关键节点，郭老师具体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国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中（党情）”进行了阐述。其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在世情的部分郭老师将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形势变化的核心，同时在党情的部分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二者也贯穿了整场讲座。“内容重要”板块，国老师带领我们回顾了党执政以来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文件和论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在这样一个壮阔的时空背景中来学习四中全会的精神，无疑更具有了历史和时代针对性。而最近李洪元事件和“香港人权与民族法案”、“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美国会的通过，又何尝不是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对背景的最新注脚？
由此，也更能理解“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性，而“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制度与治理。我们的制度和治理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与“治理”两个关键词外，引人注目的无疑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词语。当然，这两个词语也不可分割，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中国大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既有深厚的中华历史和文化根基，也有中国社会实践的特殊性。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注脚，同时也更让人迷惑。曾几何时我们认为，“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就是‘中国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这正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近十四亿人口和五千年文明史，决定了中国的道路必然具有其特殊性。
中国之“治”在于中国之“制”，而中国之“治”的最好注脚，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古就有其渊源，而如今更为定量和扩展的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的概念，则使统治更具合法性与合理性。特别是“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同世界理想，打破了不论是《全球通史》或是《枢纽》中描绘的中国的相对封闭性，使得中国智慧在世界舞台上能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当然，“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与生产力发展、人民群众的感受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是全世界认同，但在个体身边发生的变化，无疑是个体对宏大叙事信任的最好理由。
发生这样的变化，从现实的角度，是制度和治理的“体用关系”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接力奋斗的产物。当然，这样的奋斗是需要有正确的方向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了我国制度的十三个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提出了十三个要求。这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制度在全局性上的作用和其独立性，同时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之治归根结底是为了中国之崛起，中华之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闲言碎语，但“话语体系问题说到底是文化主体性问题，是民族精神独立性问题”。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道路正确与否，统治良善与否，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或许明白这些，再读那句毛主席诗词，“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也在笑声中有了更多思考。
后记：
或许是第一次去尝试的细细的去看一次全会的公报。之前虽然不能说完全没看过，但是总是在某种“功利”的趋势下去看的。当然能够与想得到，在一份这样的文件被公布之后，总会有一些词句成为一定领域中的“流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人们特别喜欢这样的“流行”。但我想，这其中很多，是“滥竽充数”的。当我们能把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最显明的人性讲清楚，我们或许才会真的“自信”。人民或许是混沌的，那又有什么是真实的呢？
December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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