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主要阅读的是《反杜林论》的第三编，这一编可以说是从历史和政治运行的现实出发对前文有关学科划分以及哲学地位论述的考证。其通过对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规律的提炼分析，深刻而尖锐的指出了杜林在社会经济分析中的谬误，可以说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由此出发，对维护当时社会运作的宗教等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第三编被分为五小节：历史、理论、生产、分配和国家，家庭，教育。
“历史”一节着重考察了十八世纪的学者对社会的摄像，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十八世纪作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交叠的世纪，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和民主与革命理论的传播，对于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一节中一开头的一句“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十分吸引我，因为这不仅是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思考，或许也能够被扩展到更多的层面上，例如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变革和人的影响上。这种对理性的失望，或许在一战后再次达到了高潮，我们也或许能够从一战后全球左翼的兴起，甚至是法西斯上台看出某些联系。从某个意义上讲这一编也是围绕着这句话，从经济领域出发对杜林的先验结论做出了批评。十八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也确实对当时的社会及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在经济领域是反映得十分明显的。也因此有了这一编接下来对生产和分配制度的讨论。归根到底或许能够归结为我们十分熟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之间的矛盾”，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或许是这之中所蕴含的对社会化生产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之中所出现的矛盾的分析。
回到文本，恩格斯在提出当时社会对立性的失望之后，马上转入对巴黎公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分析之中，提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P255），简单的来说，或许我会将其说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这句话在这里显然是对杜林的一种批判，同时是具有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关照的。因而这之后作者的叙述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描绘，这也为其描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对圣西门，恩格斯指出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认为这是“天才的伟大眼光”（P257）。对傅立叶，恩格斯指出其“无情的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和对女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批评。特别是其概括了傅立叶对社会四个发展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P258）。在中学阶段，我们也学过对人类社会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进步”的描述，当然这是苏联理论家提炼后的产物。但在二者的映照之下，对历史和社会的方向性和“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P258）的思考，或许是一个能够讨论的地方，例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巴黎公社时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到苏联、新中国的实践。
在这种对社会思想的描述之中，恩格斯着重指出了工业革命是当时社会变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体现在阶级的分化上，而且对社会的稳定以及文明的承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这种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中世纪社会的挑战，恰恰是在工业文明内部具有颇多张力的过程中进行的。大机器生产、不断的开阔市场殖民扩张、剥削劳动者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不仅影响着经济领域，而是能够被放在“人的自由发展”和政治的民主、社会的稳定的语境下被讨论的。在对此的讨论中，不难看到一些《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的经典论断：“这个差额（所消费的财富与所应当消费的财富的差额——笔者注）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没有这些由及其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P260）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这也能够关照如今世界民粹主义的蔓延和对人权、民主的讨论。欧文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乌托邦式的实验，或许从某种意义上也能够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公社经济做映照。在欧文的实验中，生产和分配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也成为了接下来几节的主题。
在“理论”一节中，恩格斯强调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实践观，在对资本主义使世界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作用并不否定，但对于“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P266）同时加以强调。社会化大生产无疑会产生分工，分工这需要专门化。这是家庭手工业或者说农业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立的重要原因。由此，也产生了所有权和适用权等等一系列概念及相互分离。这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也在很多层面上使得工业文明同之前的文明产生了裂痕。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不说远了，《民法典》的编纂中，对婚姻的规定即在法学界及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婚姻双方是“有机的家庭共同体”还是“两个人联合办企业”的观念差异似乎隐含在其中。家庭作为社会经济的最小部门被进一步拆分成原子化的个人，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则又产生阶级与阶层，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在这之中，一个中心性的现实可以被归结为“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P269）。这种无政府状态与国际政治间的无政府状态或许也能有类比，显然在这里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与当代联合国的作用都是这之中的某种基础，并遭受着不断地考验。在对于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中，人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在阅读之中，对我而言一个深深的感受就是对国家、社会的讨论似乎盖过了个人。恩格斯将社会化大生产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区别于之前“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现实，从而引发了个体与整体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的矛盾。
恩格斯提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种矛盾引发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分配中“从商品到货币”这“惊险的一跃”中的理论问题。简单的理解，“菜贱伤农”和最近的猪肉价格大涨，不也是这种状态的某种反映么？这种状况同时加速了机器的使用，使得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同样变得微妙。劳动者、劳动产品和机器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竞争性共荣”，而指向劳动者内部的分化。对劳动者的这段描述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在另一头联系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P272），恩格斯分析指出这种现象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P273）。但从另一面我们似乎也能够看见了这种存在于劳动者内部的张力他同样引发者劳动者内部的不团结。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一定的阶段，同样通过一部分最富有者的社会储蓄能够得到满足，尽管这样的状态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在这种状态之上的一种解决办法便是引入一个强力的国家。恩格斯随机提到了这一点，但同样指出这种转化“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P275）。不由得想问，恩格斯在国家之上寻求的“社会力量”究竟指的是什么？这又是否指向这个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或许这些问题又超过了单纯的社会经济领域。恩格斯在对此的分析最后指出变革的道路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反过来想一想，当个体化的生产和个体化的社会交换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原始社会直到封建社会。倘若我们将这种状态定义为一种较低的水平，那么对这种生产和交换的社会性匹配状态下的社会，我们又应该作怎样的一种想象？我们能够发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大跨越，我们如今所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物其实并没有多久的“历史”。我们常说目前我们处在“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们感受着这种改变，亲历着这种改变，同时面对着这种改变“不确定的”未来。恩格斯用“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P278）作为总结，知识或许我们都对这种未来还是缺乏着某种想象力。
接下来恩格斯从“生产”和“分配”两个角度对杜林的观点进行了自习的批驳。在这之中能够发现，恩格斯所提出的这种新世界的摄像，已经完全地消解了“阶级”、“商品”等概念，从而擘画了一幅更为“壮阔”的蓝图。这蓝图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张力的分析作为基础的，但同样需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中找到其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社会的发展运动又或许是“殊途同归”的吗？从对杜林的批判之中，能够很明显感受到的一点是杜林基于“普遍的公平原则”所建构的体系，能够对现有体系进行某种说明，但是并不能看到这个体系的问题和发展。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归根结底是集中在这一点上。以杜林的这种“公平”或者说“平等”为例，杜林的原则对物质事实没有任何顾虑，而恩格斯则指出了“平等”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阶级的”、“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实质是消灭阶级”。（毛娟，2008）恩格斯指出，“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P312）。因而不论是讨论生产或是分配的张力，及至第五节讨论“国家，家庭，教育”之中的上层世界，都能感受到恩格斯追求的“在认识这个世界的基础上改造这个世界”，而杜林的观点虽然看上去是一种批判，但是因为其未能抓住这个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力和矛盾，只能是一种低层次的反复，最终被旧社会同化。
回望历史，面向现实，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实干的力量。从《子夜》的叙述里，我们能找到城市与农村，生产与消费之间在百年前的华东仍具有真实的写照；在王笛与罗威廉的描写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社会不同寻常的族群观念和勤劳质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仅是在政治家和经济层面，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自信和自立。这种信念，在讨论过后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的擦拭下更为鲜亮。而我们在不断学习理论，期望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或许也应该时时问问自己，我们认识的这个社会是不是真实的，改变是不是有意义的。
后记：
只有真实地了解理论最初的样子，才能够对理论的适用有着更为深刻的自信。
December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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