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
笔者按：
这并不是划水，而是社会学概论课的作业。我知道这篇作业大概率不符合要求，但是我至少诚实地面对了我自己的内心。我很少有机会用一种这么学理，或者理性化的方式见这个故事讲给他人听，或者说，作为一个知道更多故事细节——或者说，自己就身处在这个场域中，自己其实在除了前三段文字的敲击中，都是“不假思索”，但是只有又返回来，默默删掉任何有感情判断的话语——尽管如此，肯定这是一篇浸透了感情的文字，而因为字数限制，我放弃了写高中到大学一段的努力，在前面也是精心挑选了一些“细节”——尽管这种细节本身就是结构化的因素。如果你想更了解我，这篇文章大概不能不读，并且还要弄清楚藏在这复杂语言之下的语境与情感-而这大概是不可能的罢。
场域转化中的“无声的革命”——兼及家庭与自我的疏离与回归
2018013498 雷邓渝瀚 新雅82&哲政经8
李中清等在2012年发表的《无声的革命》相关研究通过对中国两所精英大学五十年间的学生学籍案例分析，说明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领域中基础教育不断普及与高等教育有计划调整过程中大学生社会来源多样性大为增强是其最显著的两大特点 。研究者将这两大特点称为中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一场“无声的革命”，而这场“革命”显然影响范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从阶级阶层流动的视域观察具有其独特价值。但当我们将观察的视野放到一个具体的家庭之中，这场“无声的革命”对个人所处场域以及个人处理与家庭与社会关系方式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
笔者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籍贯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如果硬要说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人口大市。但是我从没有到过我的祖籍地，甚至也不知道这个地名是如何与我产生联系的。童年的记忆对我来说是模糊的，但是却真实地形塑了我在高中到长沙求学之前的人生。与此一同的，是我一直作为一个略微有些发胖的、成绩还不错的男生的形象。
在布尔迪厄的笔下，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 。“场域”与“习性”一道，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分析中的核心概念。倘若将这种考察运用到具体的社区之中，笔者的童年所生活的某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生活区就是一个具象化的例子。而从这个场域中走出到省城与首都，这是我过往人生的主要经历，也使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到“无声的革命”发生。
一、娜拉走后怎样
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中，家庭革命是在社会生活领域最先发起，也是影响最大的革命之一。毫无疑问，因为家庭是人出生后先验加入的一个共同体，不论是否愿意，在人成长的最初家庭对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娜拉走后怎样》就是描述在五四革命之后所形成的“新女性”在社会之中的迷惘与彷徨。在旧有社会关系与物质基础之上，娜拉的“出走”从不容易，而这对于每个从家庭之中走出的孩子也同样如此——尤其考虑到进入高中或是大学，我们与家庭仍是“血乳交融”。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有关我的家庭故事，要从我出生之前开始讲起——尽管这都只是从我的母亲之口得知的，而她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些都是上一代人的事了”。
我的母亲是1974年生人，当时正是这个钢铁企业最红火的一段日子，同时也是这个企业需要最多员工的日子——作为有色金属之乡和湘江上游的区位条件，也能看出这个企业的选址并非全无道理，并且加上衡阳当时作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和重点开发的三十四个工业城市之一的定位，能够想象其实我的家庭在上两代之时，都是流动的产物。而这种厂区的发展知道我的童年还留有回响——靠一条路与主城区相连，开行着一班固定而古老的公交线路（这条线路直到如今仍然保留，尽管城市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厂区在城市之中的位置），在这当时还被算作城市远郊的地方，有自己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公园与体育场馆，甚至还有电影院与图书馆。但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可以一生不离开这个场域。我的母亲只有初中学历，据说是正好赶上当年工厂招工，当时还对身份证动了些手脚才进了工厂。母亲在我已经上了大学之后跟我说，她最初在铁路旁的过磅处工作，然后又到了公路上的过磅处，再然后是锅炉房，快要到这个世纪才到了现在所工作的工厂当一名记录员——直到近些年才因为企业的“挖潜增效”而被安排到了，据她对我的描述是轧管机的操作员的岗位。
母亲与父亲大约是在学校时相爱的，父亲有高中学历，之后也并没有留在工厂，而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下海潮中，我们姑且认为是打拼吧——但是据家里人说，也没见到干什么正事，这一点就算是父亲的父母也承认。显然这样的婚姻是不会持续的，在我尚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双方为此应该说进行了“丰富、精彩而激烈”的斗争（这里本可以有更多的细节，在我上大学之后极罕见地与母亲一起散步时，母亲也对我提起过，只是我大概是感觉这与八点档的电视剧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在听的时候也感觉“这是上一代人的事情”）。直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据我母亲说，这种拉扯一直延续到了我出生之后的两三年——其间不乏“在哪里睡”“怎么培养与教育”这样的问题，在我的外婆与奶奶家之间激烈争论。母亲作为在这个场域中夹在双方之间的人，我想她的叙述一定是经过了某种判断的处理与加工。而在我的回忆中，我也就只记得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偶尔几次，可能是逢年过节吧，去趟奶奶家，尽管也能感受到一种感情（我不敢用“温情”这个词），比如说奶奶会说，“你看着卧室灯罩上的三条鱼，它们每天都在看你来没来这睡觉呢”——但是事实是，在我记事之后的日子里，我没有一次睡在那张床上。
奶奶家是比外婆家从物质上来说条件更好的，奶奶在社区之中也有更大的名望。于是我每次去奶奶家，在童年的我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这个词当然是现在回想起来的描述），我仿佛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童，就要经历成人世界的人情世故，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与一种由物质所搭建起的非日常的好奇中找到某种平衡——而我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做出选择的，我没有办法理解血缘伦理与亲情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我知道的是我两者都无法失去，或者说，这根本就由不得我做出任何“出格”的行动。
这之中父亲曾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见过我几次，最后一次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一个上午，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当时我补习的地点，然后与他的朋友，据母亲说是“狐朋狗友”在公园玩了一个上午——我一直在说与要和母亲打电话，他满嘴应承母亲已经知道了，直到中午，在肯德基餐厅（当时在衡阳，肯德基还是一种奢侈品，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我从未看到这么慌乱的母亲。但那次，母亲与父亲见面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说，该发生的早已发生，离下午的补习还有两小时，母亲第一次跟我讲述了这段历史——当然是不完全的。之后，随着我去当地最好的住宿制初中上学，再到省城上高中，到首都上大学，这段历史被不断地“再讲述”，然而这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父亲在我初三的时候因一场意外事件去世，我和母亲都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渐渐逢年过节我也不再去奶奶家，直到上了大学再也没有踏进那座房子（尽管奶奶家与外婆家，都在一个大的社区里，只是两个小区的差别，彼此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三百米）；母亲过两年就要从国企退休，外婆外公爷爷奶奶也渐渐变老——就在这个学期中我还得知了外婆，小时候一直照顾我的外婆，生病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消息。
我与我的家，不论是物理意义上还是情感意义上，都渐渐有了距离。
二、从小学到高中
与家的疏远，从距离来看，就是因为我上学了。小学离家很近，甚至在教室都能望见家的窗户。小学的老师与我的家人，应该说都是世交——毕竟这一个社区也的确没有什么流动，据说，我小学的班主任，曾经也是我母亲的小学班主任。当时衡阳的小升初远没有现在这般激烈，我所在的小学应该来说也是全市教学质量较好的一所小学——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比如，在当时能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而且能“保质保量”（尽管现在来看，其实是一些最为基础的知识）地完成相关的教学（甚至能给学生“因材施教”，比如说记得五年级的一次比赛要写演讲稿，老师对我的讲稿认真修改，还告诉我“你要表达的意思要用到现在完成时，我已经写了这个时态最基本的用法，回去好好看看，不懂的再来找我”）。当时也是教授我的老师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届，也是衡阳市实行小升初改革的第一年，种种因素之下，可以说那次升学大体上还是“公平公正”的，我也没什么感觉地进入了当地最好的一所初中——而且是寄宿制的。
那所初中的教学质量很好，学生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只是其硬件设施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又因其是民办，每学期的学费高达五六千元——那段时间大概是母亲为教育最为操心的一段，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内容上（当然，可能她直到现在也操心着我的教育，但是一方面距离越来越远，另一方面是知识已经远远超出其能接受的范围，因此对我的教育也不再有置喙的能力）。又因为我是第一次住校，尽管我自己不会认识到这条件的艰苦，但母亲毫无疑问是知道的，于是乎每周末，我去上学的时候，在门口的公交车站都能上演一场离别大戏，而手里的东西除了带回来的书本，往往更多的是生活上的物资。
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及至于高中，在学习上我是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的，这也是我能够为母亲“省心”在当时所能做的所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没什么压力”其实是一种“不谙世事”，感觉一切在按部就班之中，就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其实如果从现在回看，从衡阳的初中到省城的高中再到首都的大学，每一次都是“惊险一跃”。
（1）初升高的“惊险一跃”
湖南的高中教育是以长沙的“四大名校”（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湖南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为“旗帜”的，换句话说，只从出口成绩，不论是清北人数，还是一本率上，这四所中学毫无疑问是在湖南省独一档的存在。俗话说“人往高处走”，自八九十年代四所学校承担了湖南省发展中学生五大学科奥林匹克的任务开始，四所学校便具有了在全省范围内各选拔一百名优秀生源的权力，同时也在学科建设与硬件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各地最为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会萌生出前往长沙念高中的想法，我也不例外。
事情要从初三的下半学期说起。为了应对“四大名校”的招生考试（这种考试并不是“正规”的，而是有如一线城市的“占坑班”“点招考试”，在比拼实力之外，还要比拼信息），在正常的个课堂学习之外，补课当然必不可少，但找到补课的老师，在人口全省第二的衡阳市来说却并非一件易事。于是乎，或也是母亲的联系，从我的任课教师那“介绍”了帮我补习的老师——但是这之中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我所就读的这所初中，也有自己的高中部，而且是全市可以说最好的高中，作为老师，每一届都有将优秀生源“留在本地”的任务。但阴差阳错，或许是因为我的班主任，尽管作为一名经验颇丰的老教师，但是第一年来这所初中，或许是因为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有关教育质量的对比，不论如何，我成为了这所初中，那一届第一个去长沙参加考试的同学，并且拿到了除长沙市一中之外三所中学录取结果。在我现在依稀的记忆中，当时都是在周五的下午下课之后，母亲破天荒地站在校门口，二话不说就把我拉到高铁站，与同小区的另一个家庭一起去长沙参加考试。这一方面有共享信息的原因，另一方面，其实是我家所在的国企家属区，历来是极为重视教育的，一个例子便是在这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能有职工子弟考上清北，这种场域口口相传，也使得我家所在的家属区成为衡阳炙手可热的“学区房”——当然，这些都是我上了高中之后的后话了，但母亲作为国企的职工，毫无疑问对此十分清楚。
在长沙十二月的凄风冷雨中，我陆续接到了三所学校的录取通知——这当然也不是书面化的。据说在我的影响下，我那一级至少有十名同学去了长沙——当然，这里不想分析这个因果，只是当时我还是需要在我的初中上完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并且参加中考。因为已经拿到录取的缘故，老师也没有再对我做更多“工作”（等我上了高中才得知，初中每一位与我有关系的老师——甚至包括美术老师，都因此被处以了五位数的“罚款”）。但在初中的最后一学期，我已经提前脱离了这所初中以及中考的场域，也在这种“被塑造出来的平静”中，完成了个人“无声的革命”中可以说“至关重要”的一步——三年后，这种带有“点招”性质的考试被取消。
（2）初升高之后
前文提到，父亲正是在初三那年意外离世的。本来我对父亲这个名词，理解也只停留在“称谓”上——毕竟之前十多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生命中出现。但无论如何，“死者为大”，在我确认能够去到雅礼中学之后，在回程的火车上——那是一趟长沙到衡阳的绿皮火车，相比起三十分钟的高铁，绿皮车要蜿蜒在湘江边行驶约莫三个小时——母亲第一次向我讲述了家庭的这段“历史”，也就是文章第一部分想尝试书写的内容。但是这对于当时十五岁的我来说明显是信息过载的。直到今天，尽管我学了文科，要去做历史，这段家庭史对我来说仍然迷雾重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母亲认为当时是一个时机，能够向我讲述我人生中前十五年被遮蔽的场域背后的内容，而这种讲述的前提之一，就是我最终会脱离这个场域。
的确，从距离上看我离这个场域越来越远——哪怕是与我一同来长沙考试的那位同学，也与我不在一所高中，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从心理上看我迟来的青春期也让我离它越来越远。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我仍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的大部分时间，我的人生都浸淫在这个场域中
我选择将这篇文章是初稿——也就意味着，为了符合作业的要求我还在这之中做了少许修改，也取消了前三段的两个注释。如果有机会，我大概还会将这篇文章写下去吧，或者，当成学位论文最后“致谢”部分的一些素材。只是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被我们过往所形塑的，而在了解他人“多彩”的人生之前，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评价他人，也没有办法与他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连接”的。
May 2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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