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是单点用心，那他背后一定是别有用心
摸鱼也摸了这么久了，没必要假装勤奋。对自己的欺骗也够多，没必要再去自欺欺人——何况，那些骗术还是很拙劣的。我是谁？在哪里？要去哪？这三个问题在哲学上恒久存在，而历史学的部分意义，也正在于“重构坐标系”。
是的，我是谁，在哪，要向何处去，这不只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而是时刻影响对于现实的判断与努力的方向，这或许就是在埋头看路之外所展现的“望望天”。尽管老师总是说这是她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在我这里这个问题会集中出现呢？我真的对这些问题没有一点点责任么？否定性的答案，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可是自我反省一下，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吗？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也并找不出来。那么这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自己究竟有没有自我反省与纠偏的能力。评分当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当然也是会有偏差的，但是这种偏差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更为系统的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作为这个结构中的个体，即便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仍逃脱不了被这个结构所摆布。但之所以称其为反思，那么就意味着一定不是结构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将很多事连起来的，然后再加上自己这两个星期的摸鱼，就总感觉自己的情绪会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但是这种情绪又是注定不能被分享的，或者说，一定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而换句话说，分享这种情绪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你甚至能够预想到安慰的套路。而如果这件事事关未来，那就更具敏感性。我不知道在会上我的发言像不像是一种无力的申辩，但是这让我突然想起高三的时候，当我的班主任最终决定“放弃”我时，她说，“你其实什么都明白，但是却就是不愿意改”。两天前，我与一位舍友夜聊人生到凌晨三点半，这不是“卖惨”，我突然感觉到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出口，但是仔细想想却不知道有什么用——昨天我写Blog用了一个最为常见，也是我之前相信的一套说辞：回顾历史是为了给现在积蓄力量。但是回顾历史本身其实就带有沉溺于历史的风险。我有意地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我初二开始，我的母亲就与所有教过我的老师说，“多批评一下雷邓渝瀚，就不用表扬了”。这件事，我当时是知道的，也似乎模糊理解母亲的用心，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却不能控制这种，你或许可以称之为自尊，或许可以称之为倔强的性格——用天性，或许就太过了。于是乎我战战兢兢不敢犯任何错误，但是青春的一种内涵是叛逆，这是内心去超出樊笼的一种危险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大部分在我这，也仅止于心，但是我却能够直观感受到其破坏力。我不愿意用“亚当、夏娃与禁果”的比喻，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只有这一个比喻。我会去坚持一些东西，我倔强的认为这些东西是对的，但是有许多事实告诉我，或者说，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这些坚持之中有一些是错的。老师说，要去分辨对你的批评之中，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是的，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八面玲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总是在想，这些批评，如果不是出于恶意，那肯定也是反映了一部分的真实。这个学期，有几个夜晚我发过popi，里面也有一些特别尖锐的问题，我的舍友甚至直接私戳我，让我怼回去。我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当时是受到了冲击与震撼的。至少到现在我认为我做的一切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当然这不意味着一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正确的，但是我意识到了错误之后，我在用我的方式努力改正，并且一直感到不适，最近的例子就是学年论文）我应不应该因为这种不喜欢而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是行为模式？而我真的会改吗？
坦率的来说，我对这些问题没有自信，我甚至都不能完整地回答我哪些地方需要改进这样的问题。我再次想起了一个星期前，对，正好是一个星期前，我学年论文的导师让我从下课到下午上课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的研究意义是什么？”，恍惚之间我似乎可以理解，是文廷式在这之中展现了他对世界与政治的不同认知与书写方式，而这反映了他与当时人不同的眼光。“眼光”，这个词多么迷人，但是又似乎是多么脆弱。这真的就能构成研究的意义吗？我其实想从反面提问，但是我又不敢，不敢去将自己的无知进一步暴露，更何况导师已经表现出了“如果到这里还不明白，那我就没办法了”这样的意思。我突然对未来感到恐惧，突然发现自己一直是作为“思想的搬运工”的这种存在，进而，我可以怀疑我在大学里所取得的所有“成绩”。对，我是可以对所有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回答其实大部分并不属于我，我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留声机，去挑选了一些我认为可以回答问题的录音，并通过我的口播放，或者是转述了出来。而真正问我自己的想法，正如导师问的，“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人、这本书重要你就去做呀”，我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不能说我没有一点想法，但是我也只有这一点感性的认识。
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前我向我的导师说这半个月我会努力完善——其实是重写这篇论文。而这的前提是我已经完成了期末——但是事实上我只完成了两个DDL，还有五个，我本来以为能在上周以一天一篇的速度完成的，被拖到了现在，而我现在首先要去与这些DDL作斗争。但问题是，我突然不知道要写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想法，事实上多少都有一个框架与主题，甚至也有了论证逻辑，但是之后呢？我突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缝合怪，只是不是暴力地缝合其他人的论文——这一看就是学术不端的行为，而是稍有技巧地裁上一些花边，布料框里装的是上课的笔记与自己的模糊理解，以及阅读材料——更多的是自己不知从哪弄来的二手文献，而这些二手文献往往能够充当课程讲义的角色——然后自己毫无感情的复制粘贴，或者充分发挥扩写与缩写的技巧，去论证一个我早已“明知其正确”的观点。坦率的来说这是可以rush DDL的，在我大学的前两年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不错的绩点，但是这背后的阅读与写作能力训练，对我来说趋近于零。我仍然在用繁复而错误的表达，仍然在失落中等待老师提供一个问题意识，仍然在良莠不齐的二手文献中去依靠一些回引与转译去填充自己空虚的大脑。有一句话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对我来说，我越来越感受到“我一思考，就想睡觉”——而那只是思考的第一步。如果说读研是一种确定的未来，那我就需要在不远的将来去“创造”一些知识，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无法依凭他人的帮助，必须有自己的探索成分的，只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法脱离二手文献与他人的这根拐杖。
而就在这种状况下我要与他人交流，甚至去指导他人，这种权力地位天然意味着一种“角色”的生成，在这场戏剧中，action本身是具有含义的，只是我不能去控制他人对于action含义的解读。老师说“我讨厌这种被胁迫的感觉”，但是在评价体系面前，我既然无法选择不接受这套体系，这种胁迫，在我的理解中，就是随着权力伴生的。如果说权力的存在是一种精英统治的话，那么这种评价无疑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对这种精英权力的制约。在古希腊的政治理论中，这无疑是荒谬的，是政体的腐败与堕落，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世界之中，这种评价的合法性似乎又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蔓延到了教育领域。当然，我没有批判这种评价体系的意思，因为民众的评价必然是反映了某种真实，而正如我这学期另外一门课老师所说，“教师这个职业，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业，服务学生获得知识嘛”——我不想评论这句话是否是让教师“降格”，但是这同样道出了这之中的部分现实。作为一名本科生，我当然知道同学们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作为助教，既然已经扮演了这个身份，我有必要去告诉同学们去走一些不一样的路——这条路一定不是最短的，但是或许是比最短的路更有收获的一条路：疑问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收获。我忽然想起了“最速曲线”这个词，但是我决定不用这个比喻，因为这个词所暗含的趋向太过功利，也太像“加速党”。没错，这是一门思政课，但是这门课同样是一门历史课。人文学科的逻辑是与理工科有不同的，这毫无疑问，这门课同样有一种身份，叫“通识课”，这意味着这门课不仅仅是在传授知识，更多应该让不同人“理解”这之中思路的不同。当然，成绩与收获是另一方面，但是从这门课的设计之初，这些方面是一定有被考虑到的。我希望的，是在传递这门课的价值观和教学目标——至少是我所理解的价值观与目标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理解同学们现实的感受，并且做出一些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的前提，一定是他们让我有回应的对象，比如说对书籍的思考，或者是展示的想法——思考本身是重要的，而不是答案，但是评判，我们只能看答案。也因此我希望有过程，并且希望这个过程轻松一些，有趣一些，但是过程本身是痛苦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这毫无疑问——否则也不成为一门“课”，而助教，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更多的是“助产士”的角色——从我粗浅的理解，这意味着在必要时能上台手术，但是更多时候要尽可能让思想的婴儿顺产。如果二话不说就动用工具，这确实是工具理性的，但是留下的伤害也是不可磨灭的——手起刀落之间，名为“自主思考”的东西就已经灰飞烟灭。而当然能够让我们更快的看到“思想”本身，但是思想本身并不是答案，就如同婴儿，去判断美丑善恶是不现实的。不现实，不意味着没有标准，但是我们终究需要等待这个孩子长大，而这个过程，恰恰不能“揠苗助长”——如果我们将婴儿出生的这一过程代换成展示之前的讨论，婴儿出生时的啼哭代换成课堂展示（旁人对哭声的评价就意味着课堂展示的评价），婴儿成长的过程代换成写作与上交读书笔记，之中似乎没有任何“违和”的地方。但是一门课，就意味着我只想看到孩子考上清华大学，这之中可以是“虎妈狼爸”式的教育，可以是依靠“富二代”的积累，可以是利用高考的漏洞，但从制定高考规则的角度，一定是希望这之中留下真正在这之中获得并付出的同学。评价意味着判断，判断意味着偏见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是需要被理解与解读的，甚至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再解读”的可能，理解是一项毕生的功夫，对应的，表达也是。
所以，我做错了什么？就好比让孕妇在生产时感受到痛苦然后遭到批评说为什么没有做好麻醉？——可笑，如果不感受到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孩子根本不能顺利出生。好比孕妇在生下一胎之后，对孩子的抚养一切从零开始？——当然，这件事也没法教学，或者说，有再多理论与心理准备，都比不上上手实践。你当然可以说这个例子令你不舒服，或许有物化或是反女权的色彩在里面，如果是这样，那我需要向你致以真诚的歉意。比喻是帮助人来思考的。助产士需要反思的是，是不是让孕妇遭受到了他本不应遭受的痛苦，是不是在该改剖腹产的时候，没有及时下定这个决心。——而这些都是需要专业判断的，这对于一个本科生而言，天然不如一位研究生。本科生的优势在哪里，在更能感同身受孕妇的体验——但是如果自己并没有经历这一套流程，又怎么说得上“感同身受”？——这种流程今年已经是第六年，抛开刚开始的一年与去年的疫情，也有四年。新雅经常说，“三年形成一个传统”，四年，足够这个流程理性化。但是理性化遇到的困难是，这个过程毕竟涉及到生命的诞生，或者说，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一直说，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说“都是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再想想刚刚的这个比喻），但是对于过程，却有不同的想法。
于是乎这一定会引来批评么？从结构上来看当然不是。那么就一定是个体化的问题。表达，当然是，沟通，对我来说或许也是。对“天朝的崩溃”那个小组，从事后来看当然是有遗憾的。这是我能想到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今晚心态也不会崩，更重要的或许是想到自己最近的状态，以及自己这颗“脆弱的自尊心”所感受到的冲击——就在前天，雅礼的老师还让我这个月底去上几天课，只是授课的对象是初三毕业生，那我的语态定然是要发生更大的变化的。但是这些都只是表面，真正重要的，是对于学生的想象与认知。或许在历史这里，我的想象其实是精英主义的，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让所有人能完全听懂所有内容，或者说，我的讲述在我本身的设想中就是带有区分度的——这当然是我没说的那一部分。听不懂怎么办呢？嗯，怎么可能听不懂？答案全在书里，毕竟我们的要求是“为作者代言”。你问我要怎么读书，或者是具体知识性的问题，那我当然愿意解答——但是我不能确定的是，是我“能不能”“会不会”（指能力而不是意愿）解答。我喜欢“问题意识”，这或许也是新雅培养的一个特点，正如某位老师说，“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低”要好，但是我现在，正如我刚刚所说，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独立”的问题意识——当然你可以说人文的研究绕不开那几个母题，但是我与我学年论文导师的交流过程应该还是说明问题的。而更为重要，或者说直接的表现是，倘若将问题意识作为某种预设的前提，我不知道“这之后呢？”的答案。对，我是可以做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找到很多二手文献，但是还需要训练的，恰恰是阅读、写作与思考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最核心的。
于是乎我只是逃避，只是在伪装。而在大三下学期的六月份，我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未来。这迫使我继续戴上这我已经都不相信的拙劣的伪装去与老师沟通交流。而事实永远是胜过雄辩的，学年论文初稿与这一次，可能最直接刺激到我的，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上升，但是细细想来，我又对此没有控制的能力。这种时候的“随波逐流”，与躺平（或者换个词，放弃努力）没有区别，而这个时候丧失希望，无疑意味着一个颇具风险的九月，而这是我，或者说更多人可能无法接受的——而真正影响的，更多是我。你可以说这是自私的，可以说这都是虚妄，但是去考虑最坏的可能性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随之而来的焦虑。离离开北京还有两天，还有五篇论文，加上学年论文终稿，摸鱼大概是再也不能持续下去的罢，而我在之中，必然是需要再去寻找某种确定性的。
但是为了确定性而放弃梦想又值不值得呢？——或许这也不能称之为“梦想”，而更多的是一种“一厢情愿”，而人天生是风险厌恶的。又到了凌晨一点半，这个时候是不能让人考虑清楚事情的。但我知道的是，我在今天晚上再一次努力地诚实地去记录了我的想法——尽管这也是摸鱼的一种注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也不能伤害，或者说给别人添麻烦，未来，至少从现在来看，还是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是我却让时间变成了沙子。
June 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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