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
最近是推研提交材料的时候，同时也有长郡某数学老师的事情被爆出。不过让我有动力写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略显单调、无味——但是充实的生活，而是高中班上的一位同学新开了个公众号，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关高中生活。
可能与她的体验十分不同——尽管我们都有着高一搞竞赛，然后高二到文科班的经历，我对于高一的那一段时间倒是没有什么记忆——而且我十分确信，这并不是我现在的，过了三年的反应，而在高三的尾声就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认识他们，跟他们在一个宿舍？——这并非代表我对他们有什么意见，相反，我十分感谢他们，不论是那一年相处的时光，还是他们给我的帮助，包括在竞赛班善良而优秀的老师们。但是，他们从我的记忆中逃逸，我只能回忆起一些模糊的片段，又或者，大面上的描述，这些让我感受到一种“不真实感”。
然而现在我惊恐的发现，抛开那时候写的周记的帮助，对于高中的后两年我也逐渐开始淡忘。那段时光停留在一些若隐若现的知识以及“雅礼”这个名号给我的，可能是迷之自信吧。但不论怎么说，我还是记得几段颇为“传奇”的经历——但是另一个角度是，那些经历，似乎更多的有关我个人，而非这个环境，相反，它是我跳出那个环境之后让我回忆起的片段。
现在，我尽可以用“叛逆”“顽劣”来形容当时的我自己，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当时的我在做着一些与其他人不同的事情，并且，从内心深处，其实是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或者更加直接一点说，虚荣。我发现我自己拼凑起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上的碎片，但或许只是为了流连它们五光十色的颜色。我参加模联、参加社团节，去写历史论文，这些都不是学习的常态。我去认识更多理科班的同学，在自招课上吵吵闹闹，而对于同班同学更多的，或许是插科打诨，或者，现在看来，其实有某种意义上的“优越感”吧。
对，它其实也令我讨厌，我也应该不止一次地在那时候的周记上写，“不要成为你自己讨厌的人”。
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割裂——这不仅仅是寝室与教室之间，更多的是，我有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十分可贵，但又非比寻常的空间。我开始读《国际关系史》，去慢慢熟悉霍布斯鲍姆、斯塔夫里阿诺斯与陈旭麓这些名字，享受那种“一眼就能看出作业答案”的快感。现在看来，那段时光真是无忧无虑呀。我或许同样会将对于这一段时光的叙述停留在高考英语考试结束之后的那片蓝天，我甚至还记得那片刚刚下过雨的天空中挂着稀有的彩虹。但是我更加无法忘记的，是高考英语考试之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考试之前与宇薇在走廊上的相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场景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篇文章里还提到了文科班的班主任，毫无疑问，我也要首先对她表示感谢，尽管，我是一个“永远都不听话的孩子”。我不知道，如果哪位同学看到这句话是不是也会“感同身受”，只是从那时起，我其实知道，这句话可能对于我们俩表述上是一样的，但是却有着其完全不同的内涵。我还记得高考前一天的早自习，班主任把我从班上叫出来，对我说，“我也没什么更多的话跟你说的了，当时是我坚定的把你从竞赛班要过来的，现在你也拿到了清华的降分，我觉得我该做的也都做了，只是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不听话，好了，回去吧。”而在这之前两三个月，班主任还在办公室向我发脾气，我记得那一次甚至我还哭了——但是，之后就是不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但是那似乎变成了我对那段时间的一个记忆与某种标签，我反而越来越不敢去面对那些事情，转而去在一些我认为我能得到赞扬的方面不断努力——这也一直持续到大学，从大一到大三，或许批评的内容有了变化，但我遗憾地发现，我仍然是那个倔强的自己。
坦率地来说我感受到一种孤独，尽管我同样很感谢班上的所有同学，甚至在毕业之后与很多同学我还多有来往，但是这并不改变我对自己是孤独的判断。简单的来说，或许同样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在哪？——不过似乎可笑的是，这个问题似乎先验地跳过了“我是谁”的这个问题。而这直到三年后，仍然困扰着我。
马上就是雅礼115周年的校庆了，上个月我也看到了校庆征稿的通知，但我发现现在的我真的写不出什么更好的，适于“校庆”这个氛围的文字，姑且以此作为那位同学文章的回应吧。
另外，还有一些对“教育”的思考，从格致开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知道我的好友里面有很多格致的同仁，无意冒犯，格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可能经过今年的一些事情（更多的，可能是场外信息），叠加这两年招生和回中学宣讲的经历，有一些话，就似乎是那样急于被表达。
刚刚听格致对今年暑期营的复盘，就，突然感到很失望吧。我本来是想这可能是我参加格致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大概率与这个组织，也就无冤无仇无牵挂。我非常感谢在格致遇到的很多人，你们都有闪亮的灵魂，也会拥有很好的未来。只是它在这之后，似乎不属于我，或者说，我其实会问自己，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这其中。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会感受到一种疏离感？
我宁愿相信，这可能是一种偏见吧，当然这不是没有事实基础的，尤其是，那天直到凌晨三点的夜聊。我忽然发现那段聊天，尽管我自己不太喜欢所处的环境，但是它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或者说，他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理想主义，以及我与这个世界，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格格不入。他们都是一些很有能力的，或者说，能够利用自己手中有的资源去在这个社会中做一些事情——当然，这前提是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上的。
我本来对格致的想法很简单，或者说，这是我上大学以来参与“社工”——这个词本身就很奇怪——的基本想法：去让他为我自己的学习，或者更加具体一点说，阅读提供另一个环境，或者更直接一点说，促进自己的提高。这无疑是自私的，我其实也不想说什么情怀——只是我也知道，很多事情诉诸情怀是个更容易的表达。对于格致，同样如此。我只是想去测试一下自己这一年所学的东西自己有掌握多少，而这种测试的方式是，讲给他人听，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会下意识的用我的状态，甚至是超出我的状态的设想去讲课-换句话说，我其实根本就不关心他们会理解多少，我的大部分课件，其实也是直接借鉴的我老师的课件——当然是经过我的排版与编辑过的。我需要去回答困扰我的一个问题：究竟我是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只是将“知识”（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本身就可资质疑）从输入到输出——甚至中间还有减损与扭曲——的一台机器。我在准备今年格致的课程之中感受到了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或者说，不自信——当然，这其实也怪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课程——其实也不是没有时间，只是没有心情。这或许是自己的内心给的一个直观的提示吧，但是既然我已经选择，并且我又是不愿意麻烦别人的，那我其实会硬着头皮一直做下去——从事实上看也是如此。尽管我或许可以相信我自己临场的表达，但是我无法说服我自己的内心。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与脆弱感，而这与是否受到认可无关。
不仅仅是格致让我体会到这一点，这学期担任史纲助教，以及这次招生在某种意义上“负责”的经历，让我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无力与优柔。我发现我自己开始害怕权力，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权威去“决定”他人的什么。我只能够尽力地去将我自己的这一部分做到我所能达到的“最好”——尽管这仍然有可能从结果上意味着失败，比如说史纲助教最后评分的结果。因此我忘不了跟李蕉老师交流的时候那句，“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很好的老师的”“我知道，你改”。但我又怎么知道那不是一句断语呢？大概也只能凭自己的努力，那么这就似乎陷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之中，只有去做，而不是瞎想才能逃离。
而从另一个方面，格致其实是一个social的平台（至少对领读人来说，这或许是更大、更为现实的意义——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留学生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圈子）。但是今年，一个是没有心情，另一个可能也是那个酒局，还加上给人压迫的ddl，疫情或许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与其他领导人的交往，仅仅局限在一开始的那个饭桌上。但是直观的，我也能够感受到我与其他领读人的不同，或者说，这种不同更多的其实是来自于阶级与视角，而不是，或者说超越了教育背景。而在之后，从课程内容的设计到课程形式的把握，再到对格致的设想，其实我能感受到的是两种逻辑，甚至是价值的碰撞。尽管，至少在我参与的讨论中，都还能以一个，至少我认为是学术的态度进行，但是那天晚上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当然这或许与格致无关，但是这却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或者说，成年世界的游戏规则的运用吧。我当然会记得那个判断，但是我知道从参与完这次复盘之后，我与格致，可以说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这或许更多的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对格致——比如说对招生和宣讲，我的态度同样发生如此的变化——因为在这之中，我感受了一种疏离感，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异化”。我发现我不是热爱表达或是教育，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只是为了“爽”——更为直接的来说。而这换一个词，可能就是我的导师跟我说的，“对象感”的缺失。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我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而这在这学期学年论文的写作之中或许暴露得尤为明显，当然，从大一上之后，其实我渐渐开始了这一走出“迷之自信”的过程，只是这个学期或许可以算作某种节点。我当然在必要的场合还是会去表达，并且则能够让我得到短期的快感，但我发现我，至少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更加需要去沉淀，去形成自身独有的优势，以至于，能够在学术，这条注定艰难的路上走的更远。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十分感谢我的两位导师，你们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与鼓励，只是我自己的努力配不上你们的付出。这一个学期可能是我前所未有地认识到我自己不够优秀的一段过程，但是我仍然需要去尽力地表现自己，去为自己“赢得”一段未来。这注定是矛盾的，也让我分裂。
而我只是想让生活回到大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简单状态，但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August 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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