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翻译稿·前言第2-4页
编者按：
2021年初，赵金刚老师在“中国哲学2”课堂上随口提起这本书，引发了我的翻译兴趣。此后，2021年的寒假与暑假都曾记着这本书的翻译，文件也一直挂在桌面上，只是一直没有时间。但我仍然记得为什么当时想要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是列文森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脉络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不过我相信国内学界早已注意到这本书，迟迟未能翻译出版，可能有着比学术更复杂的原因。如今，大四的暑假，这对我来说还又多了另一层意义，那就是翻译本身是对语言感觉的一种训练。那么，让我们将一年前的时间接续。
[↓原书第2页]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成功地收集到了一些影响了列文森的写作的至关重要的研究。
本书不是简单的注释，也非希望将列文森的组织系统化，目标更非建立任何“列文森崇拜”。事实上，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带有明确的批判性。我们一开始就假定这会是，也应该是要求研究者以不同方式理解、运用和回应列文森作品的情况。我们相信本书是对列文森作品所关心的主题和模式的集中代表、批判探索和分析延展。本书对列文森作品的评价展现了列文森以一种独特方式思考普适性问题。
[↓原书第3页]
这些文章按章节分组，重点介绍了列文森的职业生涯、个人风格和著作。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名研究中国史的历史学家的范围。如果说本书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没能收录更多来自历史学科或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受到他的工作影响和刺激的人的文章。本书第一部分展示了列文森在研究中不断成长的经历；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讨论了列文森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工作；第三部分对列文森著作的两个核心议题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与回应；第四部分以一篇以前未发表的关于犹太教的文章的形式将本书带回到一个更个人化的层面，意在作为列文森早年向我们一些人提到的一部更大作品的前言。
第四部分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与本书其他文章不协调——事实上我们也感觉如此——但我们并未试图对其进行任何编辑，只是原封不动的进行转载。尽管这篇文章是零散的、未完成的，但还是值得出版。这部分是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些流传，在本书的几篇文章与魏斐徳（Frederic Wakeman）对《革命与世界主义》（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的前言中都有应用。还有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展示了列文森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参与。他的遗孀罗丝玛丽(Rosemary Levenson)对这篇文章的周到介绍彰显了这篇文章所处的语境。
由于本书类型的限制，由许多人独立撰写的关于同一组主题的作品必然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每篇文章都是独特的，即便是讨论相同的主题，处理方式也各有差别。当然，对列文森的职业生涯与工作重要性的介绍应该是在不同层次上的，正如一本关于莫扎特对音乐的意义的合著，可以或应该设法只提到一次C小调弥撒一样。事实上，我们认为这本书一个重要的价值是展示了众多学者对列文森作品中许多观点的不同理解与回应。
[↓原书第4页]
列文森的第一本书，《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Liang Ch’i-ch’ 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在1953年出版时遭到了当时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汉学界“院长”的恒慕义（Dr. Arthur Hummel）的激烈批判。恒慕义在《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上撰文称列文森缺乏对其研究对象的同情。恒慕义指责列文森想要揭穿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的真相，想要要“得到”梁启超（he (Levenson) was”out to get his man”(Liang)）。除了对列文森写作风格的各种抱怨，恒慕义还指责列文森的研究视角“外在于中国文明的精神”，未能真正进入和评估梁启超希望保留的“伦理价值和永恒真理”。恒慕义也不满于列文森对中国社会阶层差异的揭露，认为列文森的推理有误：“辩证地假定”士绅对文盲农民的对勘，并将儒家传统归于统治阶级。恒慕义总结道：
正如作者承认的，这本书是有意为之，“将梁启超置于聚光灯下”的书。因此，很难将这本书视作一本客观的史学著作。它实际上更多的是告诉梁启超在那个时代的倔强和腐朽，并非作者所描述的“新中国第一思想家”的光荣设想。（《远东季刊》第14辑第一号，1954年11月，第110-112页）
June 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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