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提前知晓了自己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
一位学弟让我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1.您是如何区分学校里的“努力”和“内卷”的（可以简单举例）
2.您认为“内卷”的出现是必然的吗？即“内卷”是竞争压力日益增大的大背景下的自然结果吗？
3.您认为应该如何抑制“内卷”？
我想我在这里应该是写过内卷的分析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刚刚听完翁贺凯老师有关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充满激情的讲座，自己也忍不住要写些什么，于是就将自己不成熟的思想汪洋恣肆地挥洒到了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但这本身或就已经说明自己逃离了内卷。下面的文字略有删改，但总体意思不变。
作为一个之后要去做历史的同学，其实对“内卷”一词的走红甚至可以说是滥用其实是很生气的。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之后被黄宗智先生引入对于中国明清江南经济的分析。“内卷”从来不是努力的同义词，甚至可以说没什么关系。个人理解“内卷”说的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末期所必然面临的困境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学校层面，如果粗略的进行一下对应，应该认识到，这几年（尤其是GPA“改革之改革”*之后 ）清华“越来越卷”并不意味着同学们“越来越努力”。个人认为，“内卷”是某种程度上对学校评价体系越来越理性化、精细化的利用之后所形成的理性道路被越来越多人知晓，从而使得对优质稀缺资源（如思源、星火等因材施教计划，英华学者，甚至是推研名额）竞争愈发激烈的现象的描绘。（这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由于GPA“改革之改革”之后绩点整体的“通货膨胀”（之前3.7以上的均绩是很高的，但是现在部分院系均绩能到3.8甚至3.9）使得学生安排学习与生活上出现了价值与实践的错配，如体育课、思政课反而成为影响绩点的决定性因素，社工氛围异化、功利化。最终导致学校宣传与实际脱节，教学改革与学生期待脱节，教师与学生关系紧张。
*有关“GPA改革之改革”，参见清华大学清新时报2019年4月15日报导《深度丨谁动了我的GPA？》及同年4月16日“漫士呓语”公众号所发《当我们在谈论GPA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本Blog《当这个社会沉默》以及《究竟是在追求什么，面对着这个世界》二文也有收录。
诚然，这个评价体系下仍有优胜者，但是所有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军备竞赛”所笼罩，以至于教师不敢真实客观地给出学术评价，学生对一些课程“敢怒不敢言”，努力重点被放到一些与课程/专业培养方向完全无关的方面，如课堂展示的形式、预约教师开放交流时间的长度（刷脸）、期末复习的内容（如刷题、论文卷字数）。而努力是为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投入时间与精力（这里的“有价值”应该采用社会评价而不是个人评价，即个人在进行内卷的同时可能仍认为其行为是在“努力”，但在社会层面其行为是恶化竞争氛围从而是“内卷”的）。简单的来说，对于课堂展示，认真阅读书籍，进行小组研讨，合理分工协作是努力，但是追问助教什么是“正解”，展示形式过度修饰而不关注内容是“内卷”；合理追问老师与助教自己不懂的地方是努力，但懂了装不懂，积极刷脸甚至越俎代庖是“内卷”；依自己能力与兴趣参加社工/实践/志愿是努力，而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社工，或者仅仅挂名而希望博得评价体系中的好处的行动是“内卷”；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盲目超前（如大一学期中实习）是“内卷”。你或许会发现这些例子也似乎稀松平常，但很遗憾，我认为“内卷”与努力的区分从来不在形式上，而在于心中，你会你“应该做什么”，对一门课“应该学到什么”有一个预期，而超出这个预期而去满足外部评价体系所做的所有行为，叫“内卷”。
同时个人认为对“内卷”的解决，学校层面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甚至“防‘内卷’”的一些措施被认为是一种话术（这在执行层面同样如此，参考树洞对李蕉老师2020-2021学年纲要课课程的评价）。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与竞争赛道单一化，竞争思维浓厚的产物。但从底层改变的囚徒困境在于，如果只是少数人改变，这少数人反而会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与受害者。
某种程度上，“内卷”其实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很耳熟）的一种描绘，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在学校里，当然是学生）对稀缺优质资源的向往。解决“内卷”，单纯“做大蛋糕”显然是不现实的，比如人人都能上清华，清华的所有人都能推研。因为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发展的，这带来的结局只有是人人追求比清华更好的学校，有了推研资格还要比推研的学校/专业/导师。什么叫“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根源上看或许是评价体系与价值观念过于单一。从这个社会来看就比如“唯GDP论”，而放到清华的具体语境，如“特奖”“唯GPA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树洞对杨倩特奖问题的争论）。
所有人都在追求“更好”的，这当然很好。但没有人（或者说，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想“好”究竟是什么，因此就只能是“我全都要”（而在高中，这恰恰是可能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而在高中这也是正确的），于是有了学科鄙视链、职业鄙视链等等的划分。但是仔细想想，真的所有人都要出国么？真的所有人都要赚大钱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我觉得不是。比如说我去做历史，这大概是鄙视链底端了吧，我完全可以选择读经管，甚至学点R、Python（反正学过信竞）做“人上人”，但是我很清楚（至少我现在觉得我很清楚）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但很遗憾，现在的舆论就是如此（不仅仅是校内，也包括这个社会），如今的“竞争”就是如此。
或许这样说来过于悲观，但换个角度，这或许是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具有的特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内卷”真的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还是说，对生活与学习意义的迷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毕竟现代，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而具体到这座园子，你有没有选择的勇气，去在一些活动划水、摸鱼、甚至根本不顾评价标准，从而去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持续努力？
必须承认，我或许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那种知道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的感觉，或许是更为痛苦的。因此我选择不当辅导员，因为如果不去面对，不去参与，至少在我的生活之中这样的痛苦会小一些——至少我不需要去面对不同的评价标准而保持“如一”——尽管这是十分脆弱的。因此我很庆幸我能够逃离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尽管世间一切，都可以说是在一个评价体系之中，而我们终究是要面对这样的评价——不准说话，听着就好。
或许这真的是一个时代性问题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人的任务与责任”，而做历史，只是将过去的时代尝试着“如实记录”，并且给现在这个时代一些借鉴罢了。昨天早上开一个与党建有关的早餐会，其实仍然是在说这个问题，只是不是在说学习，而是在说社工——“我们拼死拼活的得了一个优良学风班、甲级团支部，过了五年、十年，谁还记得这个？只记得当时我们班做了些什么，同学们之间是怎样的感情”“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传统，而是传统太多”。是呀，学生和老师每天都在奔波劳碌，拼死拼活，但是最后换来了什么呢？或许我们就真的都在演戏，只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观众是谁。
为什么？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一切都是理性的，并且在不断的迭代之中更趋理性，但是这并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而只是带来无谓的内耗。每个人的努力都似乎看起来无可指摘，但放到一起去却显得不可接受。作为一个个体，我真的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逐渐谨小慎微，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与无力。同时我只能尝试如实地记录，尽管这就如风，渗透进我们燥热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我们需要风，但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风，只是我们难以选择，只能接受：“很快呀，感觉被推着走”——这种描述，不一定是欣喜，或许更多的是苦涩。
很遗憾，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无法逃脱社会的眼光过活，但是我们至少还有选择，选择自己想要什么，要做什么，剩下的，就只管去做，以及不后悔。
December 0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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