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连续更博客的第六天。
本来应该开始写明天报告的论文，但是还是想先把今天的博客和昨晚上未完成的社工补完，毕竟，一件事就要完成一件事，或许这才是成就感的来源。而“完成毕业论文”明显是一个太过于长期又太过于宏大的目标，必须进行分解——哪怕是DDL，也是分解之后的可以在一个晚上完成的DDL。
好的收回来。今天本来想着重谈一谈上海某高校教师课堂上谈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这件事，中午看到了完整版视频，还没等我好好思考，下午一大波有关这个视频的讨论又甚嚣尘上，然后晚上“被迫”去参加了一个座谈——当然是摸鱼，但是大概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座谈能够让我如此生气；然后紧接着去这学期最后一次党组织生活，没怎么仔细听，只是在想明天下午的报告要讲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没有文章的情况下讲一篇文章。不过既然现在在写这篇博文，还是先收起怒火，保持冷静——但不一定理性，也不一定客观。
对于上海高校发生的这件事，我觉得在公共舆论场已经没什么可讨论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有关于学科的讨论，而迅速地被情绪与政治所裹挟。但是我还是想说其中的一句话，“这些都是题外话”——作为一名即将到马院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同时也是即将要第二次担任“纲要”课助教的同学，对课程的政治性大概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受。毕竟在这个时代，表达已经是一件过于危险的事情，整个世界都存在着某种“政治正确”——尽管这种“正确”的内涵或许不同。这句话与文章开头的两句话其实想要思考的是一个简单但是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发声。当然，这篇文章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发声的过程。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在一门新闻学的课上，要去讨论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这或许是这位老师遭到攻击的原点，但这种事件的选择有怎样的标准？到最后是不是只能说一些“正确的废话”，或者更彻底一点，大家都来“学新话”？我在这里无意为这位老师辩护。只是因为这个学期自己也在上党史课，尽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但诸如AB团、富田会议等等仍然是极具争议而难以被正常讨论的；而更为刺激我的是我导跟我说的一件事，那就是在研究生的党课上被投诉了，理由是“因为这位老师讲了国民党，太右了”。无论如何，我导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也有了三年的教学经验，对教学也十分重视，相信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这样的举报就真实的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再联系起近日T大树洞与必应搜索服务的关闭，“言论自由”这个在中文舆论场天生带有贬义的词，似乎又占据着某种事件的核心地位。有关上海这件事中还有一个角度是学生的拍摄，或者更加直白一点，偷拍。就自己作为一个学生的角度，上课录音对于某些同学就是一种习惯，但是在这段流传出来的视频中的不和谐之处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同学“想搞个大新闻”的态度，这本身是十分轻佻而不严肃的，有评论将学生指为吹哨人，恕我不能同意——当然，我同不同意有什么用呢？我想这涉及到对课堂定位的理解，而这或许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不确定，毕竟现在的言论空间已经被大大限缩。
我只是感到悲哀，当老师需要为授课内容“自我审查与自我保护”，学生以一种“举报”的心态听一门课程，大学还有什么知识传播与生产的功能？今天晚上的座谈，本来还想吐槽几句，听到最后都已经不再是可笑了，我竟感到了一种淡淡的悲哀，这只是更加强了我对社工的恐惧与对学术的追求。毕竟，人微言轻，只有做出点东西，能够登堂入室——而自己现在做的并不好，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是现在还在为明天下午的汇报焦虑。
但这其实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也是承接昨天的博文而来的，那就是自己究竟是热爱什么，而这个社会又是什么样的。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极为私人的问题，我想社会的主流价值或许可以以作为一种背景，但是不能被作为一种理由。今天刷到一个知乎回答，我贴一下网址吧（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3705649/answer/2087644519），但是中文互联网的第一原则，就是不要相信没有存在本地硬盘上的任何数据的有效性。这其实是在大众与精英讨论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但这个讨论的问题在于其与如今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难舍难分，而这套话语恰恰没有形成一个自洽的自身逻辑。而在经济高速发展期之后，被这种发展所掩盖的矛盾最终一一暴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很遗憾，对此我持一个，或许如果实在要贴标签的话，精英主义的立场——当然，要怎么去表达，dddd。
只是，我不想去继续演这出戏，不想去为一个我不认同的角色延续生命而耗费自己的华年。
December 1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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