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已经全散了，世界在我面前展开。
上面那句话出自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很应景，让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大一还在上“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经典”的样子。必须承认，那门课让我很痛苦，最后的成绩按现在的通行眼光来看也并不令人满意——但对我来说这已是一个“奇迹”。而如今我正被两篇毕业论文纠缠，再加上下学期的助教工作准备，渐行渐近的时间加上自己之前所说的，以及毕业的压力在无形之中似乎更为显性。当然在这半个多月里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事情，得到了一些新知，也在逐渐调整自己的习惯与状态。这两个月中也有几天的状态确实是让自己和旁人都感到满意，但是这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自己也不能沉迷于一个“工具主义者”。我导有一个很喜欢跟我们发的表情包，上面的文案就是“不要怂，就是干”。实干，多么重要的事情呀。
但是春节的氛围又是与实干格格不入的。在上一篇博文之中，我曾讲到了所谓“人民话语”的问题，而在这个在家过的漫长而寒冷的春节中，令人感受很深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外在的话语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所处在的这个无形的场域之中。或许对此的形容必须要去借用一些后现代的分析语汇——正如最近所看的一本书，《礼物的流动》，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不好好说话”，当然，这换个表达便是“学术语汇”。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教人如何写论文——当然不是正规的那种——上面写，只要在前人的夹缝中提出自己那一点点的创新就够了。或许自己之前正是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同时面对那无尽的道路始终孑孓，便一直等到了如今的黄昏。或许所有人都有期望，都曾幻想自己要做出的成果，但是想到与做到之间的距离便是差距所在。
比起话语更重要的是身处的这种氛围。于是我不止一次的想要提前返回学校。但是这种地理位置的移动能够改变氛围，但是并不能直接传导到实干上。那么这之中相差的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或许是，心境。但是倘若到这一步，往回看就会发现，心境的改变，位置也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罢了。那么，何不从现在做起呢？
那么就在来考察一下在家与在学校改变的究竟是什么。一个最为显性也是最大的变化，或许就是身边的人。当然不能说家人对我不好，但是正如之前也反复表达过的，世间最令人恐惧的，恐怕就是“以爱之名的谋杀”。还有一点，便是在家与在学校的评价标准与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这当然不是说所谓的“精英主义”，而是基于不同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价值观的投射。一方面，谁都知道要有更大的发展要“逃”出这座小城；但另一方面，小城的逻辑使在家的家人们并不能理解超出小城逻辑太远的思路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更远的逃离，换句话说，去斩断一些情感上的羁绊，以一种“先斩后奏”的姿态，去独立面对之后道路上更多的选择。而这，是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自我的。
再强大的自我也需要相互扶助。并且，毕竟我要在家中生活一个月。谁都知道，这样的在家时光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宝贵。看到养育我的外婆外公坐在电烤火器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间或也想和我搭上话，但更长的是沉默或者是直接地行动（比如剥瓜子或者送水给我）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其实也是难受的。但是我并不知道怎么能够改变这一切，并且时不时会夹杂某种无名的怒火——毕竟老人们的听力已不能与我们同日而语——这不仅带来问话的回答要做一遍遍无意义的重复，同时也使得他们交谈的声音不一般地大，他们也很难理解很多新的、复杂的东西——比如说，与导师的office hour，也总是凭借自己的经验给予我们“过度”的关心——比如说准备过多的衣服，并总是问我们冷不冷，想吃什么，而这些我们根本不关心，或者说极容易对这样的问话感到厌烦，尤其是当你在好好的写东西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原因要压抑自己，比如说孝道，比如说“谁都会老”，比如说“这也是爱”。因此，我似乎只能选择逃离。
不去听，不去想，当然令人快乐，但是生活还是一样的过，他们与我们之间，终究是有着如此这般的情感连接着的。倘若说这还是比较简单而习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我那亡故的父亲一家所“涌”上来的对我，用现在的话说来说可以说是“PUA”的“关心”，便更让人只想要逃离。哪怕不说这样的“隔代亲”，与中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哪怕是上过省内高校的阿姨与叔叔的交流，也能够感受到与小时候相比渐行渐远的距离。
或许可以将这些都归结为某种“精英主义”——于是就产生了悖谬，一方面是“寒门子弟上大学”，另一方面是“寒门子弟远离寒门”（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意思是，寒门子弟的阶级跃升相对应的是其抛弃自己的原生阶级，并且对其感到耻辱与愤恨）；一方面是“精英的重构”，另一方面是“精英的再生产”（寒门变成了精英，但是变成精英后并不债能够站在寒门的视角上想问题，相反会深深的鄙夷寒门对社会的看法与逻辑）。在这一点上个人是很喜欢甘阳老师对精英的看法的——精英是需要带领民众走向民众利益的最大化的。但这个定义本身也就解释了其难度所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情况是囚徒困境，合作是总体更优但对个人来说并非如此。而回到我自己的学科，那就是一个经典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大多并不出自“最具革命性”的工人与农民。
因此当我们再来思考“何谓人民”，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学概念，在日常及宣传语境中的调侃当然可以，但是这个词本身所承载的含义应该是稳定的，或者说，在一些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上应该要有共识，只有这样这个词才能够有其最基本的能指义。但显然现在这层涵义是在戏谑与宣传中被消解的。从而使得一切的思考似乎都被“政治化”地解读。这无疑是令人悲哀的，因为这使得这套话语与传销无异——我们并不能因为其所产生的效果就肯定其本身。
诚然，我们有许多问题等待解决。今天是李文亮医生逝去两周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的哨声尤未远去，而相较于改变这个社会与世界，改变自己或许是更为紧要的。当然，这是一种“圆滑”，或者说对社会的适应，但是或许却是人所必需的一项“技能”。这或许是令人悲哀的。
于是乎当我们再去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以及即将结束的寒假，必须承认，“年味”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我们所纪念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在这个Blog上对许多纪念日的博文中提到过。当然，一个简单的回答或许是给我们提供一个锚点来让我们回望或者总结时有一个坐标，或者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时间的流逝。而对于年来说，或许还要加上一个具有特色的回答是一种情感的重新连接和陪伴。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知道达到这种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时间流逝本身，动作哪怕是想法本身便已经蕴含其意义——当然，意义是一个人的心中可以比较大小的，但是这或许只是量的区别。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或许在我的心中，意义的大小衡量永远应该与所处的场域无关。因此我会极度反感那些“自我感动”，因为这换句话说便是自己陷入了“群氓之族”中。因此我并未参与许多集体活动，从129到建党100周年，建校110周年，建国70周年，再到这次的冬奥会。当然对于我来说都是有选择的，谁都知道参加这些不说别的，在简历上都是一笔浓墨重彩——尤其是对于体制内而言。但是在一瞬间的华彩背后繁复而枯燥的训练所花费的时间，真的配得上其意义么？在我的心中我必须要说一个大大的“不”，尽管我也知道，可以用太多的话语对其进行包装。话语谁不会说呢？喝彩与肯定谁不会知道呢？但是就自身而言我不希望欺骗自己罢了。
这其实伴随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倘若自己否定此的意义，那么在相同的一段时间流逝之中，自己又能够做什么，或者说，做了什么以使自己对这段时间的意义回答是肯定的呢？而显然这便是我悔恨的来源之一，但这句话本身便是悖谬的，因为对一件事情“是否有意义”的判定，并不能因为其与其他事情相比的意义大小来作答，只能说，我在这些事件中的所做只是让人能够得到短期满足的——而更可怕的或许是，我现在都已经忘了自己在这些时候做过什么。当然翻照片回忆杀总是有效的，昨天在与一位学长的聊天中还提到自己想把之前自己的旅游经历整理出来在这里做成一个系列，算是挖了一个不小的坑。但终究，这些问题都是有关回忆的，而回忆的意义能够说的最为简单的回答，便是提供经验罢了。
一切都是回不去的，身边的一切人也都只是人生旅途中陪伴人走一段之后的过客而已。或许这种过于“本质主义”的还原并不准确与客观，甚至有些残忍，但褪去外界的一切浮华给自己留下的自我模样，才是人最能依凭的呀。在这一点上，“成为一个更为强大的自己”便更显重要——尽管我们永远是通过他人的目光来观察自己。
明天是自己的生日，农历的，因而这篇文章也就更有其所指。四天之后是公历生日，也是这个博客三周年的纪念。该写的话其实今年早已写好，无他，还是要说一声“平安喜乐”。
February 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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