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少有的一天双更，主要是为了今晚上的党组织生活。
党组织生活的材料是潘维老师的《信仰人民》，读罢全书，尽管之中也有对于人民性的阐释（基于“百姓福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官民一体），但始终没有对人民、民众、群众、社会等这些最为基本的概念进行仔细的理论辨析与阐述，这时的这本书尽管具有很多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仍然只能说是一种话语的宣示而非学术性的讨论。既然如此，对其之中建议的学理化考察与实践性思考便显得尤为重要。
但很遗憾，这本书在这个层面仍未达到我的阅读预期。纵观全书，作者着意强调了社会居民自治以及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本身并无问题，但当其对此进行论述时，对“党”的训诂以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却令我生疑，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恰恰是陷入了其所反对的那套话语， 那就是在一个科层体制之下，去想象扁平体制的动员。
最近的研究会越来越给我一种感觉，那便是至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比起阶级话语去发动群众，实际上还不如说是经济与政治诉求发动群众运动，但这带来的是群众运动是散发的，不连续的。那这个时候，区分“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从而使得对其分析回归到阶级话语之上似乎只是隔靴搔痒。换言之，当时的中共在我看来，其实陷入到了一种“越努力越无法发动”的怪圈。那么在这个逻辑上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基层组织，我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基层组织“叠床架屋”，换言之，除了理论信仰方面的因素（这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或许是可以讨论的），这种“组织”使得党员，乃至群众真正地被“组织”之间，存在多少距离？
我觉得不应忽视的是，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情怀不能当饭吃，那么我们如何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自身纯洁性建设”？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选择似乎是在党内开展一轮又一轮的“群众路线教育”，从“三严三实”到“两学一做”再到“党史学习教育”，但是这种“教育”是否真正起到了其作用，还是用一种科层制的方式在实现某种“扁平制管理”？那么这就涉及到我对本书的另一个疑惑，那就是其对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态度，作者认为这会使得党组织不知道“为谁服务”，但如果秉承一贯的逻辑，那显然应该是为雇员服务的——当然这就会带来另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要有党组织？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有过一段自身与工会“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关系之后被农民运动所创办的农会继承。在这之中，中共不断地在采取措施建立代表性，或者换个西方的政治话语，执政的合法性。中共是个重视历史的组织，中国也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但是历史经验如何与群众运动相联系，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五四运动之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的过程中，实际上每次群众运动的导火索的烈度是不断降低的——例如巴黎和会失去胶州与旅顺，显然与五卅时顾正红被枪杀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后者却使得群众爆发出了远超五四的动员力，比如说长达一年半的省港大罢工。
昨天我听的一门课的老师讲到，“在人民性的形成上，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但这其实恰恰无法解释我们经常所说的“日本人民无罪论”。因而我想，先别忙着“信仰人民”，人民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得到引导和节制。
3.19 Update
诚然最近在挺多场合听到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入耳——这并不是说讲得不正确，而是这种没有反思的“正确”其实隐藏着更大的问题。当然我也会知道，宣传是宣传，学术讨论是学术讨论，两者本就因观众不同而需要采取不同的言说策略。在这一点上，“精英”与群众是有分别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自其创始以来具有精英党的基因——哪怕他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但这与党的人民性并不矛盾，因为真正的精英，一定是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并且“超越民众的偏见”，去将民众的力量引向一个正确的长远目标上来。
而这才或许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愈发感觉到，“人民”不能做抽象的整体理解，而是应该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否则，就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套路，话语层面的呼吁，而并不能理解现实的复杂与实践的艰难。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党员干部要“守规矩”，正如潘维教授在书中所说，没有任何制度是一劳永逸的。因而更不同意所谓“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因为，自己终究不是决策者，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在一些时候其实很容易推出决策者的谬误之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早上某门课程组织去十三陵景区，昨天晚上突然接到行政部门通知，说是因为疫情防控原因取消——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今天早上又发了一条，说“不能以集体名义去，但是以个人名义去可以”，这就再明白不过的揭示了所谓“决策者”的本意——不想担责。当然，我理解这是新雅这个小书院能够妥协的——毕竟，这条通知是完全不必要的，其实我们都想让这次活动成行。但无奈，如今的政治语境使得我们必须要绕这么一大圈，才能让所有人对决策者充满戾气地达成这个本来十分简单的目的。必须指出，这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上级”。诚然，上级的本意可能是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但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人民群众应该有权选择自己暴露在怎样的环境之下。面对风险的自由，比没有自由的安全相比，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当然，这句话说的或许太过绝对，自由与安全，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国家也当然有所谓的“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当然，这件事情更根本的或许是，这样一次外出活动真正的“风险”有多大呢？十三陵景区最近处于一个极低的客流量好不好！昨天下了一天的雪，朋友圈摄影大赛火热开赛，大概故宫的人流要比今天的十三陵大很多吧。这或许更能证明这规则的谬误以及决策者那“向上看”的眼光。当然，“都挺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成为这不被批评的借口。
尽管这可能成为一种惯用的话语，当我想有个常识是，做好本职工作本身，并不能成为赞美的充分条件——而它或许是必要的。对各种决策的逻辑加以理解，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之中不合理的逻辑加以批判。弄清楚“为了什么”的问题，比弄清楚“为了谁”的问题，或许更为重要——毕竟，人是会变的。
March 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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