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谎言只是懦怯的表现。
但英雄可能也会被迫说一些自己不想说的话——仅仅是因为自己是“英雄”。
因此，其实当我们身处在特殊的地位，有特殊身份的时候，其实很难说“我们”仍然是“我们”，换句话说，“人”的因素在这一刻更多地被剥离，我们身上所体现的，或许更多的是这个社会（哪怕是这个社会的偏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英雄”，我们是看到英雄的“人”，还是看到形成英雄的社会？或者说，我们应该去看到英雄社会性行为的过程中，用人的标准去评价他吗？——当然，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那些被热烈讨论的事件，大多是在情与理、社会与法之间产生了深刻地张力。而在明白这种张力的根源以及尝试去理解当事人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他可能的选择、做出选择的思路之前，任何评论都是冷血而无用的，仅仅是满足了自己的表达欲，仅仅是让自己站在了一个自我心中形塑的道德制高点上。
最近社会新闻大多围绕疫情，尤其是上海的疫情。“全世界都希望看到上海抗疫失败”，此言非虚。许多之前被批评的城市（以及其人民）抱着一种落井下石的心态，“看，哪怕是中国管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仿佛这样他们之前一切所犯下的错，所采取的不合理手段就能一夜之间具有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处对这个曾经的优等生指指点点。但是，错终究是错，不合理终究是不合理，我们不能因为最终过去惨淡的胜利，而去讽刺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复杂的战役——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与缺少共情。不应忘记，上海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承担了全国最多的入境人口，以一种最为开放的态度面对全国，以一种最小代价的方式取得了抗疫与社会正常运转之间的平衡。那么，这次为什么变了？
当然是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但这变化同样为什么不能带来目标的变化？要知道，我们所要做的，是“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诚然，对于奥密克戎是否是大号流感仍有争议，但是显然“清零”不应该是一个不可讨论的“绝对正确”。我曾反复地讲到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险社会，尽管一个再小的比率乘以中国人口的庞大基数都看起来不可接受，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应该投入以防空疫情这么大的心力去让社会停摆，人员禁足。你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新冠疫情是更为集中的爆发，会造成社会动荡——但是，这难道到不恰恰说明，我们更需要改变的是民众的认知么？那些医疗资源，本应投入到更为急难险重的救治任务之中，而不是守着一群活蹦乱跳的“无症状感染者”。这个世界上从来不止有新冠疫情一种疾病，但我们现在似乎只会看到疫情的统计数字。然后在这疫情巨大的阴影之中，去追问“为什么其他病人没有得到收治”——废话，要是不对新冠疫情这么看重，当然就能够腾出一些资源了呀。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冠疫情的防控并不重要，但是显然应该更加“科学”“精准”，或者再换句话来说，让人有选择的自由。我只要是符合政府的疫情防控规定，那就不应该受到惩罚，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应该以“应急”为名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权力，耗费本应投入到更为紧迫事物中的社会资源。在这个层面上，上海之前的尝试是极为有意义的，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香港、新加坡的经验教训。是的，中国有很多农村，农村有很多老人，但他们为什么要拉着城市的年轻人为了他们的健康陪葬？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十四天隔离的经济后果，或者再简单一点说，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这时间成本——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更美的风景，去遇见更多的人。很难说这“并不必要”，因为这都是真实的需要，一年之后？谁知道一年之后会怎样。
疫情初起时，李文亮医生给我们们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生命终究是处在这个风险社会之中一个崇高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也应该是在权衡取舍之中被厘定的，否则就不成为其“高”。封城是很有效，但是那只是一种“最美好的战役”——在十四天之中，并不能说一句“这战我已经打完了”就轻飘地走人，而是需要更多的反思与总结。两年了，我们似乎越来越回到了疫情初起时封城的老路，甚至比起当时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看看最近的铁路与民航吧。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的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你无法限制别人的选择，所谓的“管理”，有的时候只是一种对自我权力欲的满足罢了。而比起权力更重要的，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特殊需要，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社会利益”与“人民群众”。
“铅山的红灯和上海的烟花”，我还是更喜欢上海的烟花。
后记：
今天是愚人节，但是有一大堆信息刷屏，“今天，再呼叫81192”。
我不是说纪念不重要，但是我却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当然，你也有发这样的信息的自由。两者本应相安无事，也不应成为某种“高贵”，或者“更为爱国”的标签化比较。我就只是想好好地过一天日子，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快乐——哪怕是最为庸俗的，消费主义的快乐，那又何妨？为什么要给这么多事情强加上意义？诚然，“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相关”，但是相关并不代表着我都必须要关心他们。有的时候，不发声同样是一种表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现在所面临的更为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去关心那些远方意味着对现实的逃避——正如我在这个博客上，尤其是密集更文的时段所做的一样。你终会意识到这其实是有问题的，个人终究是个人，哪怕其再身居高位，也无法天然的替换成社会或国家的代表——因为缺失了人的因素，社会与国家终究是一对制度下的空壳，本身并没有任何高贵与价值正当性可言。
因此现在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倦了，困了，乏了，再加上评论区“二十年中国未目睹之怪现状”，诚然关心时政是很好的，我们终究活在这个国家与社会中，但是我们首先是“活着”的，首先是需要处理自身安身立命的根基的——这也同样是儒家的价值。再加上那空洞的口号与一看就是道德绑架的行动，我只是愈发的感受到我自己内心的声音所发出的那种主体性——这或许同样是一种“Calling”。张文宏医生曾说过，等到疫情散去，他自然会“silently”地走开——他毕竟是名医生，只是因为职务需要被推上了前台。聚光灯下令人迷醉，但并不真实。有人会想享受这种剧场中央的凝视，但时间久了，你也就不是自己了，或者说，他人凝视的你已经不是你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聚光灯外的世界才更为真实，也才是我们所需要思考与行动的。
“永远警惕自己不要陷入虚假的自我感动”，同时也永远警惕，不要沉迷这种虚幻的凝视——因为这也是一种规训。
April 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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