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晨星交汇成海洋
悲欢此消彼长你我称作时光
顽性满身肆意生长
谓我年少轻狂。
最近防疫的政策让这座园子颇不能宁静——我本来想说，最近的疫情形势一阵紧过一阵，但是转念一想，北京的确诊不是一直是在50上下徘徊么，为何这样的一个数字会让政策制定者如此紧张呢？难道是“0”真的如此重要么？如果是，“0”又意味着什么呢？昨天召开了“稳住经济大盘工作会议”，看到网上的一些言论，说“高层原来什么都知道”——可笑，难道之前的预设是高层“什么都不知道”么？如果真是这样，又何以对高层，或者说，其实指涉对象是虚幻的政府有着信心呢？
今早上刷朋友圈看到一篇回应文章，刚好回应的对象我前天刚好见过并且聊了聊。当然，事情的缘起是社工，我也不知道她对我所展露的，是不是只是变色龙的虚伪——但你总不能带着这样的预设去聊天，否则便是自找不快。讨论其实同样如此，或许事实和逻辑可以讨论，但是对事物的认知方式以及所坚持的价值观，或许是难以讨论的。或者用一个更为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屁股”坐在哪里的问题——当然，我从不觉得对“屁股”的讨论有任何价值，它只是在不能说理之后的一种无能狂怒。
既然是要去介入这个讨论，那就当然还是首先要回到文本。讨论的缘起是
《T大封校日记丨DAY17》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khkpyuNG1cDAk021Wd8n4g）
，当然，这篇文章或许只是一个最为直接的导火索，或者说，承载讨论的一个对象。讨论所针对的，或许可以将其概括为食堂突然停止堂食（之前清华的校园已经封闭了将近半个月，家属区与学生去之间也用硬格档区隔开）之后，学生与教工的生活。那一天，各种言论纷纷扰扰，尽管两小时后教务处便发布了增加一次退课及记P/F的通知也无济于事——当然，我觉得需要指出的是，我认为这个通知是颇没有诚意的。这既是与两年前精心的直接对比的结果（两年前不限退课门次，也没有P/F门次的限制，也没有院系审批与“不能退课与记P/F的课”的限制），也是与这个通知的发布时点有关（通知发布选在饭点，在食堂与超市都一度被挤爆的当时颇有些“围魏救赵”之意）。当然，这个通知最后仍然是带来了许多焦虑与投机，但这迟了两天才集中爆发，对正在写文章的我而言更为切身，因为我用几乎一天的时间去从写文案到监控舆情处理了有关于此的事情——当然，这个时候我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想与做的。但管理者从不应，也并不自然与被管理者对立，尤其是在学校这个特殊的场域之中，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渴求，对完全人格的塑造应该是身处这个场域之中的人同一的追求。但很明显，先不用说管理者是怎样，对于课程能不能得满绩的焦虑、对于之后出路的焦虑、对于学科的比较，乃至以虚伪与恶意进行揣测、自以为是、听不进讨论，已经让教育变得似乎如此“奢侈”。当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从事学术，也不可能所有人之后都从事学术，但是，大学，尤其是这座园子， 应该有自身的一些定力，应该要知道是“教授治校”而不是“知乎治校”或“学生治校”。在这一点上，我是精英主义的，也是或可被称为“保守”或“专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支持精英的一切。必须认识到，精英从不能，也从不应与群众分离，换言之，如果精英不能代表群众，不能为群众着想与办事，其也就失去了精英的代表性，从而真正形成精英与群众的对立。这在这个民粹主义的世界之中似乎变得颇为寻常而有解释力，因为，这正是一个“代表性断裂”的时代。因此，或许需要将这个讨论落实到具体的事件，落实到具体的事件之中的不同群体，而不是轻飘地一种对权力的不屑， 一种对话语的解构去消解实践之中真实的力量与暴露出的张力。
好的，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某种程度上写出了自己的“屁股”。如果您还觉得能够读下去，便读下去罢。当然啦，这里不存在什么逻辑，也不想说服谁，甚至于上一句话之中的“您”或许都是虚构的。但，没事，正如标题所言，“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作品写出来，作者就死了，之后所引发的一切争论，其实与作者无关（尽管作者的创作背景和个人生平可以帮助人理解文字），而是完全依赖于文本。前天与被回应文章的作者见面，只能让我确认“她是一位正常人，一位正常的，可以进行讨论的人”这个最为基本的常识。但是在这个连常识都如此稀缺的时代，确认这一点倒成为了讨论的前提之一。
让我们回到《T大封校日记丨DAY17》，里面讲了两种声音，概括起来一种是，学校领导其实做了很多，也很辛苦，要多些理解，从自己与现在做起；另一种是，现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甚至为学生与校工争取权利的斗争所带来的是更多的问题。我觉得，这并不是这篇文章之后所归咎的“话语”的问题，因此，呼吁“不要再吵”是一个无力，也是没有意义地结论，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当然不是说逃避可耻，毕竟我也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最近有很大的作业压力，但是，在写作与发表的时候——尤其是在公众号这样的公共平台，就需要考虑到所可能的读者与所可能遭到的批评。我认为，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并不是“有好心”就能办成好事的——不然，不就太容易了么？难道领导们不知道师生员工的状况么？或许可能也许是，但那又会怎样？总不能要求其就应该了解全面的一手信息——当然，这是ta所需要努力做到的，因此ta应该辛苦，应该接受批评，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认为其并不值得同情——哪有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能够赢得夸赞的道理呢？而除了不知道以外，可能还有“没能力”“不愿意”等情况。没能力，又可以区分为，是没有这样“制度性”的权力（换言之，其自身职责并不要求其这样做），还是没有“实际性”的权力（换言之，即便其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比如说，北京市禁止堂食的规定）。没意愿或许也同样能够进行这样的区分，只是限制因素由物质转移到了精神层面。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几种限制因素同时存在，因而更需要理解、互动与对话。这种理解不是消极的“不要再吵”，而是理性地发声，再坚定地行动。当局与社会从来就应该是互补而具有张力的关系。社会上有怨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道能让人把牢骚放进肚子里么？清华的校训是“行胜于言”，怎么到了执行层面，一定程度上这句话就被扭曲成“行，不要言”了呢？
清华的问题或许部分正是在于，“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毕竟，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同时，作为成年人，“我全都要”应该是自然的选择——这更考验治理能力与治理艺术。在这一点上，我尽管并不太同意
《“洗地”太盛防肠断》（https://mp.weixin.qq.com/s/f4Qb7KnMavK7RbeDp_602Q）
之中的一些具体论述，但我的确认为官方是可以讨论、值得讨论、可以批评的对象，这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力，而不是所谓的“大局观”，所谓的“理解”就能掩盖与遮蔽的。
然后让我们来看
《T大封校日记丨DAY1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NjI0MDg3MA==&mid=2247484140&idx=1&sn=d2c04669ed67f2fc81d874bc7bd7c2ed&scene=21#wechat_redirect）
与
《例外状态、“校方”与社会责任——对“T大封校日记”回应之回应》（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ODgwNTkwOQ==&mid=2247483682&idx=1&sn=f2bf882e6232566fb5e8b7afdebb609b&chksm=cf0f57d8f878dece98237988922ff5f0a7ac4a83ca17e221c389022e0ad3ad6c398aedc71686&mpshare=1&scene=2&srcid=05267fD0DqCeXmdc1YZAx6wk&sharer_sharetime=1653522035989&sharer_shareid=39d17ecbb7778444a532d5d6f00cc378#rd）
二文（诶这地址怎么这么长）。的确，双方都首先抓住了对“好”的讨论，而在我看来，“好”与“按闹分配”的关系的确值得展开。争取自己的权益，并不叫“闹”。如果这叫“闹”的话，那可真是犬儒了。的确，我们要将视野放到全北京高校，尤其是PKU与BNU最近几日的斗争上。在此基础上，后文对前文第二段中“社会责任”的批评在我看来是有效的，前文第二段的“社会责任”的确变成了一种“枪打出头鸟”的话语建构，而清华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不正是要先行先试，承担试错的成本与责任么？既然如此，前文中第三段表示自己“站定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实是“拒绝讨论”。的确，我认为前文第五段中认为“非官方话语”过于凸显自身的作用和贡献是合理的，但是这不并不是“虚空打靶”。因此之后第七段的论证便并无说服力。当然，后文对此的呼应（第六、七段）其实仍然是在话语层面的“打靶”（让我们抛开齐泽克），并且马上转到了对校工权益的关注上（这或许才是后文作者所真正要表达的，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前后文表现出了迥乎不同的态度）。我认为，需要看到校工与校方互动之中观点复杂性，这其实是百年前的学生在发动工人运动之中就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校工为校方打工（但是否可将其称之为“剥削”或许需要进一步讨论，我不太懂政治经济学，就不多做评论了），同时校方为校工提供工作岗位与生活保障。因此，校工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与校方站在一起，因为校方为其提供了工作岗位。我知道看到这里，后文的作者肯定会说，你这不是在为资本家发言么？确实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回到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这份工作对校工而言的意义如何，或许不是能简单的用“资本家”“劳动者”“剥削”的这一套理论就能清晰地描绘的，否则，工人运动早应该“风起云涌”“云集而景从”了。百年前的工人运动经验告诉我们，斗争目标可以粗略地分为“经济”的与“政治”的两类，显然工人并不能够直接跳过前者而诉诸于后者——除非是在“例外状态”，例如民族主义话语的发动下。但是“运动起来”与“维持运动”是两回事情。例如，很显然，在长期之中，不能洗澡可能是对大多数人不可接受的。那么，什么才是“合理且正当”的诉求与生活？这一点可能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会认为可以出校很重要，有人会认为堂食很重要，有人会认为洗澡很重要（换言之，【一段时间】不洗澡是可以忍受的），那么，“权益”到底是什么？校方有没有想到校工的这些权益并真的努力采取了措施维护校工的权益？难道说校工的权益便只能由校方维护，学生天然就可以做一个享受服务的对象而不需要对此有一点点的关怀么？恐怕双方都不会同意我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但是，如何关心，怎样关心本身就是问题。
鲁迅先生曾写，“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应该理解，真正“运动起来”的人是少数，但是那“失语的大多数”应该有怎样的态度与意见？似乎这是前后文在文章的后半段所讨论的。前文我其实并不能看到其明确的态度，只是说道“应该看到官方的努力，听到官方的声音”。后文对此似乎论述更多，但也无外乎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在这之中，如果关注权力运行背后的个人，又可否看到了作为权力接受者的个人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来如此便对”，只是对于校工的代表性，对于他们的“同情与理解”，以及学生所能做、所应做、所要做的事情，或许需要有更深的考量。革命与斗争的热情是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在能否直接做比1935？难道今日之清华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北京市政府是北洋军阀控制下对日软弱的政府么？类比能够说明事情，但是并不自然构成论证。的确，“清”年突击队的成立与运作之中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比不必然指向权力的傲慢。我反而认为这更多的如前文所言，是一种“信息不对称”。但是在后文“斗争”的呼吁与号召之中，官方所做的一切都似乎不能被看到与听到，相反，过度强调一种“反官方”的叙述，恰恰使其也进入到这个话语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反官方”的“官方”。这不是真正的斗争，这也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更不是所谓的“革命”。
然后，你大概要问我，所以你想说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但很遗憾，我并无法回答这两个问题。当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在这之前，或许需要想清楚，掌握群众的，是怎样的一种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本身的探讨是重要的。同时，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网状结构之中，“帕累托最优”永远只是一个理想状态，需要理解各方的决策逻辑与认知基础之后，再做出批判与行动。也只有这样，批判才是真的批判，改变才是真的改变。遗憾的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似乎更习惯于陷入一种建构与解构的狂欢之中。
这世界本就如此复杂。正是因其复杂，才有了稳定与改变的可能。
参与是种选择，不参与同样是一种态度。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而自由的。在国家机器面前个体可能不值一提，但同样，不要让屠龙者变成恶龙。
我的话说完了，没啥逻辑，也没啥结论，你们现在可以打我了。[Doge]
May 26，2022
文中未标明的图片与文字均为作者创作，禁止转载。由于评论区技术问题，请通过邮件或Tape提问箱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