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真实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笔者按：

  这两天捣鼓了一下obsidian和zotero的联动，感觉自己的文献阅读效率有了很大的增长，也对自己形成一个有序的知识库有了更多的期待。尽管自己对obsidian的很多技术还不了解，但是至少可以比较顺畅地记笔记和使用了，提供的全文搜索看起来也还不错。也因为是markdown的笔记，可以比较顺畅地转载到blog上来，之后也会将自己的一些读书笔记po上来。这是第一篇，丛小云老师《当兵》的读书笔记。
  来说说有关这本书的一些延伸的思考。昨天发了个提问箱，收到的唯一一个问题有关B站热榜的“二舅”。我中午就在B站的公众号上看到了文案，下午在朋友圈看到了一条评论，“比《后浪》高明一两分，高考满分作文”，然后晚上散步回来开三倍速看了一遍，和我的预想大差不差，让我想起应星老师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罗中立的《父亲》。今天看到对这个视频评论的另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我知道这句话也是烂俗。但我真的不觉得这个视频有啥能打动我的点，只当看个乐子。有人说这是在颂扬苦难，有人说这没有触及到更深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我想，视频就是一个视频，现实不论用什么方式叙述，终究是事实——当然，叙述的方式有高下之别，但是不可能找到一种方式，让所有人都满意，更何况，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件喜事。我的微信签名档是清华社科学院的一句名言，“保持客观，绝不冷漠”，我想，这也是我对这个视频，也是对这本书所写的历史现在能够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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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印象

comment:: 回到农民与干部本身来理解中共的伟大，不应忽视错误，相反，只有错误才显出真实以及伟大。本书运用丰富的史实说明了解放战争时农民当兵的过程及其对华北农村的影响。前三章对动机和过程的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最后有关逃亡和抗属的部分，有技术化之嫌，感觉是为了拼完拼图而做。或许自己还是更关注组织和动员吧。

文章骨架

%%创新点到底是什么?%%
novelty:: 从革命与乡村社会互动的角度把握农民参军及其相关问题

%%有什么意义？%%
significance:: 中共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兵源问题，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将中共士兵问题置于华北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有什么潜力?%%
potential:: 如果说当时民众的动员并非民族主义与阶级觉悟，那么这套话语的解释力在何处？工人罢工的组织与其是否类似？这种对复杂性的探究外，能否形成一个对群体性事件/中共的组织工作的一个整全性解释？

第一章 序言

学术史回顾

1. 农民参军问题
   1. 追求个人权利？
   2. 中共把新思想注入农民心中？
   3. 华北与江南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
   4. 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细密的动员
   5. 个人乃至革命领导者的生存性感受在革命推进中的作用
   6. 参军是农民在中共各种政策诱导下的理性选择。
2. 中共士兵优抚
   1. 抗日战争时期的优抚制度和军人社会保障制度
   2. 梳理与分析后探讨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前党优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抚恤优待及退役安置政策的特点
   3. 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实施的各种优抚措施和制度
   4. 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工作：社会保障工作的特殊目标，代耕
3. 士兵婚姻问题，贞洁观念
4. 根据地兵役制度：42-45年的志愿义务兵役制

   问题形成

• 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征兵制与义务兵役制，实施过程中的偏差，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抚恤政策——没有脱离旧有模式的窠臼
• 学界的问题：
  • 中共士兵被遗忘
  • 成果集中在参军与优待抚恤两个方面，对于士兵婚姻状况、士兵逃亡与归队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 对农民参军，将参军与参加革命混同
• 农民参军？
  • 参军动机 √
  • 由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
  • 中共士兵的逃亡
  • 理论解释？：“理性人”对复杂性的忽视
  • 概念制造？：“抗属”的意涵？
  • 研究视角？：没有摆脱“政策一效果”的研究框架，中共与农民之间呈现出单向的动员与被动员、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忽略了农民复杂的心态与行为对中共政策推动与制约的双重作用

    研究思路

• 学界潮流：对史料的运用，革命史与社会史的关联
• 将农民置于历史舞台中心
• 重视过程分析
• 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概念界定

  中共士兵；华北乡村；扩军、扩兵（中共党政组织动员农民参加中共军队）与参军（农民参加中共军队）

第二章 农民参军：动机、顾虑与意愿

农民参军的动机

极为复杂，民族主义与阶级觉悟并非主导，大多数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有解释

1. 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对于农民参军的重要意义
2. 农民个体的生存体验与革命利益的契合
3. 中共在农村社会中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对于动员农民参军的作用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即使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巨变时期，真正实实在在看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满足个人利益依然是大多数农民行为的最基本出发点。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参军与否不仅是革命行为，更是利益的衡量和比较。

   民族意识

• 在参军者中，真正为抗日而参军者所占比例较小
• 正是出于对农民觉悟的担心，中共在抗战期间对实施“义务兵役制”始终持谨慎态度
  不能否认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农民出于民族觉悟而参军，但若以为所有的参军者皆是如此，则与事实有相当出入，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在促使农民参军中所起的作用不宜估价过高。

  阶级意识

  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华北根据地实行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参军动员中更多强调民族主义，而非农民的阶级觉悟。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中共认为加强对农民的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成为动员农民参军的必要条件。
  多数学者亦肯定土地改革、阶级划分、阶级教育、诉苦等对于动员农民参军的重要意义。
  是阶级还是“良心”“报恩”？——何谓“自愿”
  好胜心；改善生活、个人享受；家庭问题

  生活困难与物质优待

  不仅是动员，而且被动者中也有很多
  各阶层在参军者比例里中的变化，显示参军对贫农、雇农更具吸引力

  摆脱困境

  解决婚姻问题，犯错误，工作中的困难

  提升政治地位

  每当形势好转之际，某些农民为争取战后之社会地位即积极参军

  青年人的特质

  不安于现状，喜欢新奇和刺激，喜欢开眼界见世面

  农民参军的顾虑

  死亡

  对战争的直观感受；看到身边青年因参军伤亡；关于战况的流言

  家庭

  中共社会政治改革措施使根据地内部地权日益分散，得到土地后生活逐渐改善的农民更不愿意离开家乡。
  担心家庭生产生活下降：军干烈属生活更为困难（劳动力缺乏、地方政府对优抚政策执行不力）——后来者对参军顾虑重重
  担心婚姻出现问题

  时局

  当国共关系逆转或者农民怀疑中共力量时，很多人即由于害怕“变天”而不愿参军。
  内战一定会爆发；中共能否抵挡中央军进攻？中共即将失败的谣言；各种工作停滞不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本质是对战争长期性，对参军的恐惧

  中共政经改革与农民参军意愿

  农民的参军意愿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观念
  1940年末至1942年初，华北根据地的兵员补充遇到严重困难。导致扩兵难的原因是多重的：敌后战略形势的恶化、灾荒、农民生活的不断恶化等，但农民参军意愿低落肯定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经过中共系列的改革措施，华北根据地内部逐渐出现地权分散的趋势，农民生活亦逐步改善。这种状况能够激发农民保卫既得利益的热情，但从某种程度上亦加剧了农民不愿离家的情愫。
  华北革命根据地内，很多农民用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中共的武装动员，认为参军是制度、王法
• 报恩：互惠关系在武装动员中的困境
  • 不对等
  • 非普惠性改革使各阶层对待中共政权态度不同
• 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家庭观念与生产观念增强
  • ![[Pasted image 20220726181124.png]]
  • 参军顾虑远胜于动机

第三章 革命与乡村规则：村庄内的参军动员

仅依靠外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与约束，难以达到动员农民参军的目的，中共党政系统特别是区村干部动员农民参军的作用即因此凸显出来：一方面，基层干部了解农民的心理、需求，能灵活利用乡村社会固有规则，采取各种方法完成动员农民参军的任务；另一方面，尽管基层干部经过中共初步教育培训，但在本质上依然是普通农民，有多方面的利益，乡村社会的规则同样形塑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在参军问题上他们的动机和顾虑与普通民众并无不同，以致在参军动员中出现各种偏向。总而言之，革命目标的实现需要利用乡村社会的传统渠道，传统的渠道也影响并改造着革命的形态和进程。

村干部参军动员中的职责与顾虑

各种征发均始于村；各项政策均由村干部具体执行
动员农民参军，必要时带领农民参军：理论上讲，村干部是中共在基层社会的代言人，但本质上依然是普通农民，在参军问题上村干部与普通农民有着相同的顾虑；由于职责所在，村干部的顾虑与普通农民又不尽相同，村干部最为关心的是如何完成扩军任务，其次是完成任务后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传统的血缘地缘网络是大多数村干部顺利进行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原有的社会关系、准则和价值观念依然形塑着根据地新生的基层领导者，他们的思想意识与中共的理想尚有较大差距

• 如何完成扩军任务？多数村干部认为农民参军意愿较低，靠政治动员难以完成任务，当带头参军为完成任务之必需时，部分村干部则又因怕参军而不愿以身作则，怕带头、怕攀。
• 动员村民参军后，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情况？
  • 农民对参军颇多顾虑，很多农民对动员其参军的村干部心存芥蒂，他们对村干部的报复行为往往不期而至
  • 参军者众，村庄内即出现“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使得优待任务愈加繁难
    ![[Pasted image 20220726182257.png]]
• 政治动员与强迫命令
  中共对农民参军情绪相当乐观，只要基层干部向群众说明战争的性质、目的、前途及其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就会踊跃参军。
  很多村干部认为，依靠政治动员很难完成扩军任务。事实上，很多干部不相信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因此倾向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甚至收买、强迫的办法来完成参军任务

第一，对于农民的参军意愿，基层干部的估计远低于上级机关的估计。
第二，对于参军的顾虑，村干部与其他村民相同，因此在参军动员中往往“对自己的弟兄、家族、朋友、亲戚、本村及私爱的人有偏”④。某些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即不惜采取强迫、收买他人的办法。
第三，政治动员是技巧性很强的工作，有效的政治动员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然而很多基层干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感觉无从下手

• 以身作则：怕参军、怕带头、怕攀
  • 对于一个高度强调理想和献身精神的政党而言，农村党员干部有很多方面和中共的政治理想还有差距。
• 人际关系：得罪人、怕报复
  • 互助修睦的社会关系对农民的重要性
  • 整党，扩军损阴德的传闻
• 优待负担
  • 参军者愈众，则生之者愈寡，意味着村庄必须以更少的劳动力负担更多的优待任务

    党组织内参军动员准备

• 党员村干部带头参军的困境：打击工作积极性，使得干部群众相互观望，使群众对村干部疏远防范
• 内外有别的动员办法：避免公开宣传党员干部带头参军，即使在党内亦强调自觉自愿报名，不把党员干部带头作为必须执行的硬性规定。
• 党员干部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组织动员其他农民参军；党员干部带头仅是完成动员任务的必要方法。在目的与方法之间，多数地区的领导者（尤其是基层领导）倾向于顺利完成扩军任务，不愿过多纠缠于村干部带头参军上面
• 县区干部的介入改变了参军动员的僵局，成为三个支部党内参军动员的主导者和实施者：给予目标党员适当压力，加强对目标党员的阶级教育与前途教育
• 村干部的转变：个别突破，发现并树立骨干；群体性压力下的普遍报名
• 村干党员普遍报名参军的原因：不否认带头参军的合理性，县区干部主导下普遍持久的压力，农民根深蒂固的均平思想——参军不容置疑的正当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被动员者的政治社会压力，被动员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即会做出参军的选择。
• 扩军任务的分配：其一，以行政命令分配扩军任务；其二，通过各级干部层层自认分配扩军任务。事实上，多数地区扩军任务以个别突破、带头、挑战、批评等方式进行分配
• 寇俊任务分配的两个特点：任务逐级扩大，时间上要求提前——各级党政机关对于扩军工作的积极性较高，也意味着区村干部承受着巨大的扩军负担

  村庄内参军动员

• 村干部党组织单独确定对象
  • 参军对象的选择
    • 农民的民族主义与阶级觉悟是村干部（或在扩军指示中）选择动员目标的依据之一，但不是主要依据；村干部更倾向于从农民日常生活具体处境中发现其可能的参军动机：家庭人口众多且有矛盾或孤寡者，无稳定职业喜欢新奇的青年，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较低者。
    • 阶级意识的培养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事实上，农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外来阶级、革命等观念懵懂不解
    • 向农民灌输革命理念是必要的，但仅此尚不足以动员农民参军
    • 动员农民参军既需要启发其民族意识、阶级觉悟，也需要有效利用乡土规则
      • 苦难及对苦难的恐惧：农民苦难→蒋根、蒋芽→蒋介石→旧有制度，现实的理性与想象的焦虑混杂
      • 满足被动员者必要的利益
      • 人情：尊重动员目标，利用新战士的社会关系，利用与对象不错的人或亲戚朋友向动员对象说服解释
  • 干部党员带头
    • 条件：
      • 从群众方面讲，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宣传教育酝酿，其参军意愿逐渐增强，干部参军才有可能起到带头的作用
      • 从准备带头的党员干部方面讲，必须真正具备参军条件，而且应参军态度坚决，在群众中有威信。
    • 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是动员工作重要环节，但须有相当铺垫，并配合党员干部的坚定性才能成功。很多时候是以挑战的方式完成的
  • 突破落后
    • 落后村：村干部不动员自己亲近的人参军；村干部存在宗派；县区干部参军动员中避难就易的态度→施加压力；在宗派之间公平分配、动员方法得当；打通村干部思想
    • 落后户：正面的舆论压力和适当的利益诱导，“团结中间，教育落后”，打通家属思想
    • 突破落后是双刃剑，如果顺利突破选定目标，能够推动动员工作的进行：否则形成动员工作更大的障碍
• 村干部组织村民讨论确定对象：“自报公议”
  • 前提：参军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是不可避免的责任
  • 含义广泛深人宣传形势与任务，提高党员群众的阶级觉悟参军情绪，号召自动报名；报名之后辅之以公议”，确定参军对象。“公议是公平合理的评议”，“公平合理就是要照顾家中劳动力多少、弟兄多少的情况，公议的对象主要是弟兄多劳动力多的人”。总之，“自报公议是民主集中的统一，是发动群众的过程，决（绝）不是选举，也不是群众起来后即可单纯用多数人命令少数人，用政治动员自报公议不仅要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同时在每个环节都要培养积极份（分）子，深入个别动员，使用各种关系去说服，使其达到自愿”。
  • 原因：
    • 反攻之后，个别动员的方式逐渐难以满足中共大规模的兵源需求
    • 农民参军顾虑较多，仅凭政治动员难以完成扩军任务
    • 克服村干部个别动员的弊端
  • 运行：同样需要说服教育、个别动员、干部带头、突破落后等动员技巧，恰恰需要加强各个环节的领导
  • 核心内容：首先，以家庭弟兄劳力多寡作为选择参军对象的标准。其次，青年是否参军取决于村民公议。
    • 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农民是否参军，不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取决于自己家庭的客观条件和全体村民的评议。对具备参军条件的青年而言，自报公议是一种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同时也有助于形成民众对动员目标外在的舆论压力，以促其参军。
    • 公平合理在乡村社会有深厚的心理基础。1942年，张闻天在晋陕调查时认为，公平是农民政治道德的尺度，只要负担得公平，就是负担得重些农民也是甘心的。以公平合理为基础的自报公议，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农民关于公平的诉求，在多数农民参军顾虑较多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兵员紧张问题的可行性办法。
    • 部分符合条件的青年，“有些感到该去而群众也公议，别人带着的刺激下，也就有的报了名”
    • 某些不愿自己报名的青年表示，只要合理的公议，自己就去参军
    • 自报公议强调公平合理和群众讨论，给拒绝参军的家庭以极大压力。
  • 顺应“世道”
  • 自报者未必愿意参军；自报者未必具备条件参军；多数村民倾向于公议他人

    参军动员的偏差

• 强迫命令
  • 原因
    • 部分领导者从主观出发，参军动员任务逐级增加，完成期却逐级缩短，加重了基层干部动员参军的任务
    • 村干部的偏私，部分村干部将动员参军当作报复他人的手段
    • 干部思想未彻底打通
    • 村干部工作能力与方法不足
    • 为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部分县级（或更高级别的）领导对村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予以不同程度的默认，导致参军动员中强迫命令屡禁不绝
  • 方式
    • 加重劳役
    • 限制青壮年自由，耗费时间，使其疲劳
    • 找错，罚兵
    • 经济挟制与制裁
    • 两条路两条枪
    • 过度的群众压力——尤其是自报公议
    • 硬鼓、乱攀、表骨、鼓劲、一锅端
    • 武力胁迫
    • 假慰劳……
• 欺骗
  • 党员干部假带头
    • 影响新战士情绪和新兵队伍的巩固
    • 损伤党员干部政治威信，阻碍参军动员顺利进行
  • 隐瞒扩军意图，欺骗动员对象
• 雇佣
  • 适当解决新战士家庭困难，是顺利完成动员的必要方法。当物质赠予超出解决困难的限度，即成为雇佣或收买。判断动员对象是否被雇佣参军，主要取决于参军对象的人伍动机以及照顾其家庭困难的物质的来源两个因素，只有参军对象自觉自愿参军，群众为表示拥军尊属自觉自愿捐助粮款，才能视为参军动员正常的必要的手段；否则即为雇佣。客观讲，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严格的界限。因为村庄是合法兵役动员单位，所以，当受雇者来自村庄内部时，为变相的雇佣：受雇者来自村庄外部时，则为纯粹的雇佣。
  • 原因
    • “部分的群众怕参军的思想，自己多拿些东西也不愿意去”。“他愿意花钱，就是不出人”。有些“地主斗争对象为了躲避斗争，落个开明，把大批物资、土地献给新战士，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变相的收买”
    • 村干部自己不愿带头参军又怕得罪人，不愿或不会做艰苦的政治动员，于是用雇佣的方法完成任务
    • 新战士对优抗无信心，部分新战士借机向村中大肆索要
    • 卖兵谋利。相对于自己村庄青年参军，有些村庄倾向于雇佣外人，以免本村青年参军后优抗麻烦
  • 具体过程
    • 出资。雇佣所需款粮，主要有三种筹集方式：出兵户自己拿款粮；按户摊派；（以）财产挑战
    • 雇佣协议
    • 雇佣所需物资
  • 影响：
    • 受雇佣参军者，“参军的本人及全家都不能在政治上提高一步”。“不是建设在政治上的自愿，因此这样的战士是不巩固的”。雇佣“这是花钱不讨好的办法，雇来的兵质量越坏也就越不巩固，逃亡的（得）越多，被洗刷的（得）越厉害
    • 成为参军动员的障碍
    • 加重群众负担
• 支应、凑数
  • 消极工作、送不合资格者参军、给新战士开路条

单纯利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军，难以引起农民的共鸣。必须采用符合农民传统社会心理的内容，例如：强调“良心与报恩”，强调农民的“苦难及对苦难的恐惧”，强调“物质利益的适当满足”，强调“世道观念”，才能契合农民对革命的解读，触动其内心，增强其参军意愿。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主流话语在动员农民参军中的另一个作用，体现在其对党员干部及普通农民社会行为的控制和约束。在党内参军动员中，在动员普通农民，在突破落后户、落后村，在自报公议中均可看到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话语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农民的约束，这种约束本质上来自大多数农民对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认同。
事实表明，只有通过党政系统的积极运作，民族主义与阶级革命的话语才能对党员和普通农民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约束。党政系统尤其是基层干部在参军动员的运作过程中，更多地利用了农民趋利避害的思想、均平思想、功利思想和人情观念等，换言之，参军动员必须符合农民传统的社会心理，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传统的社会心理对参军动员亦有相当的阻碍

第四章 规避与冲突

农民的规避

• 参军前：对参军动员造成巨大困难， 影响根据地内生产恢复与发展
  • 逃跑
  • 隐蔽于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
  • 装病、造病
  • 自造残疾
  • 分家：家庭是根据地内基本的赋役单位，人口与劳动力的拥有量是确定每个家庭是否需要出兵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很多家庭通过分家降低户均人口与劳动力拥有量以避免参军
• 新战士：
  • 预备路条
  • 编造虚假信息
  • 装病、造病
  • 逃亡

    冲突

• 非暴力冲突
• 辱骂与殴打区村干部
• 有组织的小规模冲突

第五章 新战士：审查、整训与输送

组织与审查

• 收容机构与军事编制
  • 按地区保持新战士的建制，并从新战士中选拔班排干部，既弥补了军地干部数量的不足，也有利于安抚新战士动荡的情绪。如果军事编制不及时，班排干部配备不充足，则会使新战士的管理困难重重
  • 尽管从新战士中选择班排干部弥补了管理干部数量上的不足，但也存在某些风险。首先，部分选拔出来的班排干部本身参军意志即不坚定，甚至逃亡，以致影响其他新战士的巩固。其次，在新战士中选拔的班排干部多缺乏军事管理能力，管理上面临着诸多困难。
• 审查
  • 年龄与身体
  • 政治审查：被斗户、伪军与国民党逃兵
  • 对新战士参军意愿的审查以稳定其参军意愿为基本出发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通过审查进一步巩固新战士的参军意愿，其内容主要涉及新战士个人参军意愿和区村动员方式两个方面：
  • 军地双方的争议：收兵问题，新战士身体质量问题、参军意愿问题——军地双方在新兵审查问题上的矛盾长期存在，除去在组织交接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立场的不同。军队方面从部队巩固和战斗力提高的角度出发，希望新战士不仅政治觉悟高而且身体健壮。地方政府则从完成动员任务的角度出发，希望军队对新战士身体要求略宽，能够容忍动员工作中某种程度的弊端
    青年农民在向战土转变过程中的心理动荡难以避免，农民离开村庄到达新兵团（营）是其身份转变的开始。新兵团（营）必须担负起安抚新战士情绪并巩固新战士的任务，对新战士的整训即显得尤为重要。

    整训：巩固新战士的努力

• 参军农民的思想特点
  • 动机极为复杂
  • 顾虑重重
• 整训：某种意义上地方参军动员的继续
  • 新战士的供给：供给标准（部分地区对新兵较为重视）与物质来源（从军队负责向地方负责的转变）
  • 日常管理：制度、适当的娱乐
  • 增强参军意愿与解除参军顾虑
    • 对战争责任认定（时事教育）
    • 诉苦
  • 军事教育

    新战士的输送

    土改与农民参军

    影响农民是否参军的原因绝非土地改革一个因素，数据调查显示，多数农民的参军动机与土地改革并无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社会经济改革确立了农民参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仅此尚不足以促使农民参军。事实表明，动员农民参军包括党内动员、打通区村干部思想、动员民众、审查整训、输送诸多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环节，其中任何环节出现失误均可能对农民参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基层政权的有效运作是参军任务顺利完成的有力保障

    第六章 士兵：逃亡与归队

    逃亡

    数量

• 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0年底，是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发展的时期，其在华北的兵力增至54万人。然而，士兵的逃亡现象亦是严重的，于是便形成了迅猛扩展与严重逃亡并存的局面，“所谓大进大出的现象，三年多的抗战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克服的”。一二九师形象地称之为“一个漏桶式的，一头进一头漏”。
• 1941一1942年是中共敌后抗日最艰苦的阶段，抗战初期部队逃亡严重、大进大出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由于敌后环境日趋艰苦，叛变投敌的现象较之抗战初期有所增加。
• 1943年，中共度过了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军事力量逐渐开始恢复，但逃亡现象依然存在。
• 1946一1949年，中共军事力量空前壮大，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尽管中共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但是士兵的逃亡现象依然困扰着各支部队。就冀中军区1948年上半年的减员状况而言，逃亡不仅是非战斗减员而且是减员的主要原因。不管是干部群体，还是士兵群体，党员在战斗减员中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其在非战斗减员中所占的比例：另外，党员在逃亡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于部队中党员所占的比例，因此，党员比一般战士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决些，一般能够在巩固部队和战斗中起带头作用。就干部群体而言，党员在战斗减员中所占的比例与在逃亡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是由于这个群体中党员的比例本身就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也基本可以说明，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巩固部队和战斗中所起的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冀中部队的流动性依然较大
  1937一1949年中共军队中，中共士兵的逃亡是一个普遍现象，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是非战斗减员而且是减员的主要原因。在解放战争时期，战争规模空前扩大，但在某些地方部队，逃亡仍是减员的首要原因。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攻坚战中，部队伤亡数量远远超过了逃亡数量，然而逃亡者与牺牲者的数量基本持平。党员在逃亡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其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在战斗减员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其在部队中所占的比例。这说明，党员在战斗与巩固部队中能起到先锋作用，党组织对于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与部队的巩固是有效的。军官群体中，连排级以下的军官伤亡巨大，这说明其在作战中英勇果敢，但是，某些意志薄弱者亦因此而逃亡，连排级军官构成逃亡军官的主体。

  原因

• 时局变化与战争前途
  • 国共合作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屡起冲突，某些战士因此对抗战前途做出悲观判断
  • 由于日军疯狂进攻，1941一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形势空前严峻
• 部队的物质生活：灾荒、公粮的损耗；由于物质供给的不足，战斗频繁，医药设备的落后，士兵的发病率极高，士兵体制较弱。这些对士兵的情绪影响很大
• 管理方式：总体看，这种军阀式的基层军官毕竞是少数，绝非主流，但其影响往往会被放大，而显得极端恶劣，是军队巩固的致命伤。
• 家庭与家乡 [[@CongXiaoPing2015#生活困难与物质优待]]
• 战争惨烈与死亡的威胁：“报销思想”“保命思想”

  动员逃亡战士归队

• 逃亡之后：查获收容、隐匿在家乡、在社会上游荡——值得注意的是，逃亡战士传播某些信息于部队不利，给动员农民参军带来负面影响。
• 对象：尽管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关于归队对象及范围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基本原则未变：规定时段内、未经部队批准、擅自回家的战士，需要动员其归队；反之，有部队证明文件回家的战士或者在规定时间之外逃亡的战士或者被开除军籍的战士不再动员其归队。其目的在于缩小归队范围，以免波动面太大影响生产。
• 方式：严格禁止部队直接进行归队工作：部队不经过地方政府动员逃兵归队，不仅难以完成归队任务，而且扰乱地方秩序，引起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的不满——地方政府：思想上、反对掩护逃亡战士、适当解决逃亡战士家庭困难、修正地方工作的偏向、处理个别屡次逃亡的士兵
  ——地方、区村干部和军队的互动
  地方政府动员逃亡战士归队的诸多措施受到乡村社会极大制约，其成效并不显著。
  维护自身的利益是多数农民生活的永恒主题，在传统的乡村社会里，血缘、地缘、业缘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每当危机来临之际，多数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在固有的社会网络中寻求帮助，革命权力的介入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态势，受过革命精神初步洗礼的区村干部同样不能摆脱对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依赖。回乡后的逃亡士兵多利用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隐匿起来或者受其庇护，虽然部分区村干部以强迫命令形式动员逃亡战士归队，但多数区村干部害怕逃亡战士及其家属的报复，同时为减轻村庄内优待士兵家属的沉重负担，于是对动员逃亡战士归队持支应的态度。此前的研究多强调农民与革命之间利益契合的一面，忽略了两者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忽视了普通农民在历史剧变时期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与行为。没有前者，无以解释革命何以发生：忽略后者，无以说明革命的复杂性。农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对立、冲突、融合构成了革命史真实复杂的面相。

  士兵家属的优待

• 定义：内涵与外延
  • 军属资格的取得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家庭中是否有取得军籍（部队的级别；编制之内享受供给制）的成员；其二，家庭成员与取得军籍者的关系（逐渐扩大）。——既需要考虑其对军队扩大与巩固、士气的影响，也需要适应乡土社会的习俗，更需要顾及根据地财政经济的承载能力。
  • 村庄内部的争议：对边区政策的不同理解，对某些政策不理解，由于部队转移、编制变化、时间久远、信息不畅引发军属资格的争议
• 物质优待：优抗粮
  • 以抗属财产及生活状况为依据规定粮食优待范围与等级。
  • 规定粮食优待的最高额度，以维持抗属最低生活为目的
  • 华北根据地多数地区以村为优抗粮征收与发放的基本单位，本村储粮不足时由邻村拨付，这种方式适应了战争环境中粮食的分散储藏。因此，抗属粮食优待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村庄的经济状况，也取决于其他村民优待抗属的意愿和态度，村干部则是其中关键的因素。
  • 制约因素：雇佣思想，村干部的平均主义思想，抗属资格混乱，部分村干部虚报信息
  • 向以劳力优待为主转变
• 劳力优待：代耕
  • 物质基础：土地、劳动力与农民劳役负担
    • 解放战争期间，太行区全男劳动力与耕地相比所缺比例急剧增加，男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女全半辅助劳动力折合后剩余劳力的比例亦有所下降，尽管折合后总劳力与耕地面积相比尚有剩余，但男半劳动力、辅助劳动力、女全半辅助劳动力耕作能力与技术远逊于男全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满足农业耕作之需要，但耕作质量将大打折扣。
    • 由于大量青壮年参军、参政，以及部分青壮年经商、逃亡伤残等，解放战争期间，华北根据地内男全劳力已不敷耕种现有土地，虽然将男半劳力、辅助劳力，女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折合后，在数量上勉强能满足耕种之需要，但由于其耕作能力与技术逊于男全劳力，土地之耕种质量下降。如考虑各地耕畜拥有量锐减，那么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将更为严重。在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勤务是农民必须负担的劳役，数量巨大的战争勤务使已严重不足的劳动力尚不能全部用于农业生产。
  • 标准与勤务
    • 抗属享受代耕的范围及其享受代耕土地的数量构成了代耕总需求量，控制抗属代耕总需求量是代耕政策的基本要点
    • 扩大劳动力的供给范围
    • 代耕被纳入战勤范围
    • 控制抗属代耕需求总量、扩大代耕劳动力的供给、加强代耕管理，是代耕政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使代耕“撙节与效率”的必要手段。华北各根据地代耕实践无不受此影响，尽管其方式多种多样，但依然有规律可循，即由无定期的临时性非固定代耕逐渐向固定代耕转变。

July 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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