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得到生命的启示/我将穿越黎明/穿越黑夜/跨过千山万水。
这本来应该是十天前的blog，但是那几天太忙（尽管现在也没好到哪去），正好今天要写这两周做了什么汇报给导师，于是乎我想是一个拾起笔的好时机。
我想是可以把做了些什么放上来的，反正确实没有说谎。
221025 组会
个人工作
- 日常抄书，《中共党史研究》2018-2019文章阅读
- 课程阅读：《从异域到旧疆》《大门口的陌生人》《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 鲁迅读书会、邵维正老师讲座
- 原理课小班讨论及作业批改
团队工作 - 课组手册修改
- 中共党史课程跟课、时间轴
- 找了***同学聊俄语学习与资料查找
至于计划的部分就不放上来了，毕竟还只是个饼——但我想有关自己的研究讨论的部分可能不能再拖了。
当然，在这里面没有写的是，集中观看二十大开幕会、一二九以及自己参加的两个其他的读书会。算算自己这一周的周末，周六党组织生活去香山，周日一二九排练，今天可能反而是自己最为“悠游”的时光——不消说，周二、周三和周五又还有约饭，或许自己周一和周三，也许周五还能去趟游泳馆，这或许是我能够控制的仅有的生活（不对，周一和周二晚上自己刷B站难道不是么）。
生活或许就在这紧张的张力之中伸展。我能够在这看上去就不少的阅读量之中感受到一种收获感，但这并不能缓解我的焦虑，这或许有感很久都没有和导师讨论过的自己的研究有关；也与一种似乎是切近，但又若即若离的未来有关；更与疫情下整体的焦虑有关。尤其自己身处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之中，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去说一些话——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谁都不是傻子——或者说，我认为我只有那样的表达才是符合自己生存的利益的。当然，没有什么场域是不“特殊”的，所有人的时间也都非常宝贵，而什么才是生存的需要，这本身或许就已经是被建构的产物。
自己最近讲了几场原理课的小班讨论，我想我上的方式可能与这个课的其他助教都不同，但是我也不好说什么，或许等到周日晚上可以一起交流。我发现我对脱离我自己控制的事物有一种恐惧，而在更多情况下，我是在听，或者是在讨论中作为一个参与而非主持者的角色而存在的，这让我更深地感受到“讨论”与“课程”（尤其是思政课）的张力。换言之，课程（至少是被认真对待的课程）一定是有设计的，教师一定是有其教学目标的，但这天然就与讨论冲突。换言之，如果讨论变成了一个“猜正确答案”的游戏，一切引导只不过是期望学生将正确答案从自己口中说出来，那么这个答案哪怕再精彩，这种过程真的能够激发同学们的真正思考吗？有人说，一堂好课应该是“沟里带”，也就是让学生先跳进沟里，然后再帮他爬出沟。我不是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程，但在这精巧的设计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知识封闭性的恐惧——而当你有了那么一些些超出这堂课“正确答案”的思考，提还是不提可能就真实的变成了一个问题。这在本就不甚活跃的中国课堂，真的会使学生对知识“入脑入心”呢？或者说，这种设计其实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限定了这个课程的受众？当然，每节课都会有其适应的受众，但是在清华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之中，思政课、通识课与专业课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区分？教师应该在何种层面上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然的。同样，同学或许也不能期待，上了一门“国际关系分析”，之后对国际关系就都有了分析能力，上了一门“中共党史”，对于党史知识就都能娓娓道来。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根本性的思考，大学究竟能给人带来什么，学生又“应该”在大学收获什么。只有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基础上（这种共识的达成不一定意味着民主），才能够更好的去定位每门课的位置。我总是觉得，作为课程，老师是有对这个课的权威的，尽管这个课的质量可能很低，但是这种权力关系仍然是存在的，你可以批评，但不能僭越。
权力永远是诱人的，但是或许很少有人提醒，或者强调，权力本身同样意味着一种责任。因此，在这座园子中，焦虑或许才应该是一种常态——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分清焦虑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常态。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意思的恰恰是这篇博文本来想记录的十天前。
我当时写，“刚刚过去的一天太过神奇，而过去的一周，也是充实但同时有着遗憾的。文字提供了一种天然的疏离感，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让人感到舒适。相比起上一周的忙乱，这一周多少给人一种调整的空间。”这本身是奢侈的。看看自己的日程表上记录的十天前，那是一个周六，二十大还没召开，也还没有一二九，早上到导师的家中团建——实际上更多的是聊天，或许吧。然后下午是鲁迅读书会，要承认的是我对其中的大部分人名和属于都是第一次听说。之后是奇幻的部分，看到一个赣协的“品橘会”，觉得时间刚好就去了，刚好npy也在，于是顺理成章的一起吃了晚饭，然后被拉去了晚上读布迪厄的一个读书会，在不怎么熟悉文本的情况下莫名输出了一通，然后绕着南区与npy聊了两个多小时。显然，这一天的一切都与正常的“研究”与“学习”——至少是我现在关注的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这又是让我切实体会到一种“学习与生活兼顾”的一天，至少那爱罗先珂的名字，两周之后仍存留在我依稀的记忆之中，并觉得这对我理解二十年代的中共或许也不是全然无关。但，如何从感性到理性，这并不是说说而已。
但至少我有了生活。
Octob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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