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日 让你倚在肩头/回忆 别去的在我心头/回忆 这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谭咏麟：《爱在深秋》）
我知道这个blog又有将近半个月没有更新了，再不写一点什么估计又会要有催更的了。自己周二也写了这两周做的事情，总的来说那就是除了日常的读书和每周例行的作业之外，并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当然我可以解释说到了学期中很累，但是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我明白，我需要去写，去将表达凝练成文字，去讲零碎整理成系统，而不是每天活在情绪与偶然之中。当然，或许我可以依靠偶尔的灵光乍现继续“享受”一段时间还不错的评价，但是自己做了什么总归不会浪费，或者说，会在更长远的时段中彰显其价值。
可能最近为数不多的自己的事情就是抄一下单向历。这是碎片化的，但是却能够拨弄起人的心弦。
9.29 我已经习惯于讨得所有人的喜欢，别人对我的喜欢，对我来说是一层亮闪闪的盔甲。（费兰特：《新名字的故事》）
毫无疑义地这篇博文我又拖了一天写，但是在这一天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结构的力量，并且真实感受到了时间——准确地来说是，疫情以来的两年对给我带来的变化。当然，或许不能说这种变化是时间“带来”的，而是在这段时间之中自己所发生的变化。准确地认识主体是重要的，否则那句我们经常说的“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人”就也成了笑话。这个世界的魔幻是会令人产生一种幻灭感的。但是当情绪的浪潮之后，理性的介入首先向我们诉说的，便是这情绪究竟从何而来，对什么发作，以及最终的诉求是什么。昨天的课上讲到列文森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研究过于强调“理性-感性/历史”的二分，而我嗯今天，是不是也先验地接受了“理论-实践”的二分呢？回望过去的百年我们总是能找到很多看上去相似的时段。但在简单的比附以迎合情感之上，如果想真正的建构起一个讨论的空间的话，那就必须深刻思考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与当时有怎样的相似性，现在与当时的这种相似性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比拟当然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历史的意义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拟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将随便两个事物之间建构起联系就能够参与讨论。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并不代表“人民”或者“群众”，这种代表性的形成本身是另一个宏大而严肃的学术议题。我们或许能够依凭的，或许只有自己的理性，以及确认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关键少数”）仍是理性的。“群氓之族”或许是存在的，但是绝没有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有的只是每个正常人通过自己的理性分析自己现在所处的形势所做出的选择。还是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正常人”的。（这并不是说这个是介绍有比较多的“好人”，毕竟这个词就有了价值判断）。然后便是，我们处在一个“大变局”之中，这是与过去的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相比都更为特殊的。
9.30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我们都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应该有这种权利。但是昨天所发生的，新疆的那场火灾，校园里区隔的设立，真的是，或者说最终落到权利与自由问题么？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必然会导向“老子到处说”么？我觉得去质疑这套本就尚未完善的话语体系是没有问题的，价值也无法讨论因此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但是，既然是一个讨论那就应该保持一种基本的理性——当然在昨晚，及至今天的众声喧哗之中，可能更多的只不过是情绪。情绪的抒发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只有情绪。如果说，我们要去讨论一些改变的问题，应该从何入手？我首先要说，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想或许虚可以来讨论一些“错误答案”。首先，改变不等于“听话出活”，话语与实践是同等重要的。话语实践也是一种实践。其次，改变不意味着“你觉得不好就去建设它”，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建设谁，怎样建设，建设成什么，都是这句话没有说的，这这些或许才是讨论的核心。但很显然，这都依赖着一个看上去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我们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在这里，需要去划分短期与长期。最近因为种种原因在读整党整风的文献，也在读一些建国前后的农民政策。我想需要去承认，那最初打着“保护农民利益”的政党，在一些时候，比如1943，或者1953，会因为种种“大局”而短时间“牺牲”农民的利益，诚然，在一个稍长的时段来看，这些牺牲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这并不能就使得牺牲被美化。是的，要建设，甚至再推而广之一些，要改变，就会有“牺牲”（或者不用这么有文学色彩的词，会有人的利益受损），但是这不意味着牺牲就是“理所应当”，哪怕牺牲的是“穷凶极恶的地主”“压迫百姓的资本家”，道德的力量就是这样被消解的。
我一直相信，苦难就是苦难，没有什么“应受的苦难”，更不应有“为苦难而苦难”。苦难应该是给我们教训，然后让我们长久反思，时刻不忘的。只有这样苦难才成为苦难，才具有了苦难的意义，这正是在这种逻辑上苦难才得以被记忆、纪念，以及提供了纪念的可能性。再次，改变不意味着“摇摆”，不意味着就全盘推翻既有“重建一个新社会”。那汹涌澎湃的革命或许只是活在美好的宏大叙述之中，当真正身处革命中的时候，更多的人或许会感受到一种更大的不确定，及至于恐慌，也正是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从大乱到大治”“乱世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你我是英雄么？大概率不是。而即便是英雄，那也是一个时代的英雄。即便转变大如民国到新中国，那也不是中国就全然换了一批人（当然你可以说，通过思想改造等方式，我们塑造了一批“新人”），是人，那就一定是又延续性的，有代际性的。而这才是更现实的世界和历史。同样，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疫情这个问题上，也会有很多人在争论各个地区不同的防疫政策，或者讨论这个病毒本身还能带来多少危害。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是涉及到专业技术领域的讨论，换言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二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收集到足以让我们做出理性决策的信息。批评与评论可能是外部的，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这评论没有价值——只是你可以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但不论如何，有评论，说明在思考，而是否接受评论，也是一种思考。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对“革命”应该有一种怎样的态度？或者更加具体而言，作为这个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或许推而广之一点是不会减损这个判断的有力性的，那就是作为这个国家受过/正在接受最好高等教育的一批人）我们应该怎样说？怎样做？历史给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律，比如，之中一定是有分裂的，有不同的想法，甚至形成派系。但这不意味着就会有“拉一派打一派”，就会有“强权的附庸”（或者再直白一些说，“狗腿子”）。我觉得在这里需要重申，至少对这一个群体的大部分人，我们还是应该对他们是一个“正常（且有思考能力的）人”有信心的。获得的材料不同、思考的角度不同、自身价值排序的不同都会影响最终的判断，及至影响到最后的选择。诚然，历史会给出一个“对错”的判读，但是当一切就简单地以对错为归属，这世界也就不再美丽。而应该是，不同价值下所作出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然后最大程度上“既要又要”的，很多时候正确答案是遭受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答案（这同样也不意味着，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你可以去表达，可以去行动——在你的身份下，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或许这样就够了，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但是，你可以去做志愿者，但你要想这“志愿”是为了什么；你可以去在朋友圈发帖，但你要想你这是在呼唤什么；你可以去爬行，去蠕动，去癫狂，但是这样过后呢？就如昨天被舆论的众声喧哗所不被人所熟知的过勇老师的谈话，当然这可以批评（比方说，我看到有评论说从这只看到了一个大写的“爹”字）。但批评然后呢？生活意味着某种日常，尽管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中我们们如此直观地认识了一个词叫“常态化”，但你仍然需要承认，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改变如此剧烈。这“变”，只有在回望的时候才如此刺眼，而当我们过好每一天，那只能是一种常态。真正的“纵横捭阖”注定只属于少数人的少数时候，如果天天感受到这种感觉，可能需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还真实地在“生活”。
但不论如何，昨天的事情对我们留下的刺激与思考是长期的。我无法下这样一个判断，那就是这背后是在下“大棋”的。但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其实身处在一个严密的结构之中，尽管这个结构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感受到越来越逼仄——也只有在这种时候结构才显示出其意义——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这个结构赋予我们的。而我们不应当理所当然的就认为自己具有超越这个结构的力量，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那为什么我们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这个世界，以及自己的生活就需要按自己的想法运行呢？“事非经过不知难”，周三听瞿俊老师讲革命，里面提到，亲身参与革命的毛泽东与没有参与革命的孙中山，两个人对革命的认知是不同的。最简单的来说，当你让一个人第一次去杀人的时候，他的手一定是会颤抖的。而我们很多时候是“被保护的太好了”，不仅是清华对我们，还有这个国家对她的国民。而这更深层次可能需要我们反思，什么叫“为人民服务”。我们之前或许一直将目光放在“人民”上，但是对于“服务”，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也只有思考，痛苦地思考，才能让人看到，才能让人可能到达一个新的世界。
Novemb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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