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有无数次的重复，还会有无数次的消失，还会有无数次的为了老人孩子，也还会有无数次的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只要仍然不想看见大象，仍然懦弱地沉迷于互害，仍然成为一个不可讨论的神律，西宁如此，郑州如此，或早或晚。祈求降灾的天意消灾，祈求卖伞的商家停雨，大抵如此。
年轻时质疑加速，长大后理解加速，成熟时成为加速——若是只因不愿详细地看清每一出悲剧的细节，那与只关心自己眼下的梦幻，又有什么区别呢？
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都与你有关。
我才发现今年的北京其实一直阳光明媚
只是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冬天又是一个阴暗，湿冷而看不到阳光的季节
昨天更新了blog——说是更新，但却似乎并没有写下什么，南方特有的湿冷让思路似乎也凝固了。抓紧时间又看了《上海摩登》，前些日子刚看完《令人心动的offer》第一季，对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城市更加向往了。今天一早上的课，下午又上到15：05，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焦虑，半小时刷一次健康宝看今天的核酸结果有没有出来。在这间隙看完了《革命·叙述》。不知怎的，感觉自己对这种层次的“理论”还挺感兴趣的，也能感受到一种思考的切己性。当然，自己毕竟不是中文系的同学，自己大一时候读文本的感受在我心里仿佛是一个难以抹去的美梦。如何言说，何以表达或许是一个具有一贯性的问题。
但刚打完上面那一行字就出了些问题，我知道今天是部分院系记pf的截止日期，我也一直觉得思政课并不需要为难大家什么。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可能让所有同学都拿到4.0，更不可能“确保”所有同学3.6以上。说到底，可能是这两周被抛入不确定的感觉还没体验够，需要再反复多次教育一下。或者说，是觉得思政课就是水课，水课就应该拿到4.0。当然，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念，但是观念是需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什么是学术讨论，合理质疑，是思政课之为“课”的要义。思政课当然是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但是这并不是让同学们简单地说“对对对”“好好好”，而是有理性的表达，甚至可以是以一种质疑的形式呈现的——至少我认为如此。我想正如对“研讨课”的讨论（是我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或许有机会也可以发上来）一样，“思政课”也需要区分“思政”作为特色与“课”作为本质（这区分当然是我拍脑袋想的，还得多想想）。自己也曾经是本科生，也上过这些课，我想我还是能够部分理解大家对成绩的焦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全部满足大家的要求。想通过舆论手段来获得一些“帮助”（当然可能也只是为了分享信息，嗨你怎么这么想分享呢）更是对我没有作用的——我很确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这就是了。而退一步说，这成绩我最多能影响15分，其他我也控制不了。还是那句话，我想只要认真学，就不需要担心成绩——当然，这一切建立在对成绩有一个“合理”的认知之上。这可能也不能全怪同学们，信息的不对称，扭曲的评价体系都是需要反思的。
说回来，今晚上我知道自己本来是有两件事情，改完昨天没改完的原理课作业，以及为明天早上的讨论课做准备。现在看来，可能将将完成后一件事就差不多了——前面一件事自己现在实在没心情做。可能更麻烦的是，这件事因为其敏感性，我还不好去找个人发泄。——嗨，刚刚这同学还来找我，我想我没骂出来已经是很有涵养的了。不说了不说了，人的情感不应该是基于他人的行动的。“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
本来我想这条博文来好好谈一谈“少数”的问题，看来现在也没有时间与心境了，下回吧。主要是，这两段话发pyq与popi似乎都不是那么合适，需要有一些解释。自己也不再想在公共空间发言太多——甚至私聊也是如此，毕竟多说多错。希望这里还是我的自留地能让我在家的时候每天记录一下自己做了些啥，以及自己的感想吧。
要逼着自己读与写。
我觉得张承志的意义在于，当这个“少数”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他重新明确自己“异端”的身份，重回西海固，他对四次文代会的形容是“他们跳舞，我们上街”。张承志实际上已经对“创作自由”下面掩盖的叙述什么，表达了一种疑问。所以他要回到族群，回到他的“穷人”政治中间来寻找他的叙述内容，或者说要解决他说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创作自由”首先解决了“怎么写”的合法性，当然，也包括“个人”（首先是知识者）叙事的合法性：张承志已经在思考“写什么”（国家、历史、族群、穷人等等）的问题。而这应该是“创作自由”更重要的思想内涵。
绝大多数作家还在呼唤创作自由的时候，张承志却已经认识到，如果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一因为世界上很难说有绝对的“创作自由”一之后，作家应该怎么办？叙述什么应该是问题的关键。可当时文坛的主流选择，关注的不是叙述什么，还是怎么叙述。因此，透过张承志的思考，我们看到了用“怎么叙述”来取代“叙述什么”这样一种“颠倒”。不过这种“颠倒”也有它自身的逻辑，就是前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分化”的逻辑，“文学回到自身”的逻辑。
对平等主义的实际的驱逐，导致社会分层的合法化，并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科层制的强调，实际取消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并进而导致下层群众的尊严的消失，个人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确立，同时公共领域却在逐渐萎缩，阻碍群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除了政治，还在于个人欲望的无节制的生产一一一这一生产来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当个人进入这样-一种资本的逻辑，除了对个人的热忱，同时生产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主人”概念的消亡，使得下层群众再次也是仅仅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劳动力，劳动再次进人一种异化的状态，未来再次失去，“西方”成为我们的未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左翼思潮的“复辟”，等等，等等。
显然，社会主义的“退场”，意味着对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而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它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社会另一种危机的积累乃至爆发一三十年后，这一危机我们已经能够感同身受。
我当然无意把这一危机的生产归咎于1980年代，我至今仍然对这一年代充满感情，而且，它提供了多种的历史机遇，并打开了我们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问题只是，我们必须对1980年代重新思考，1980年代不能仅仅成为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成为历史的图书信，以供我们反复阅读。同样应反复阅读的，还有中国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什么正当性会生产出它的无理性，还包括它的理论上的有限性。正如我在前面厅说，从“文革”前期的巴黎公社式的激进民主到后来李一哲“法制民主”的转变，本身就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December 5.
文中未标明的图片与文字均为作者创作，禁止转载。由于评论区技术问题，请通过邮件或Tape提问箱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