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月光 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
近日在参与招生工作，今天应该说是各省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可是我却早早地收工了。我在的地区往往是不会有多少上线的考生的——招了四年都是如此。不过之前我负责的那座城市在我离开之后考得格外好。说到这个，似乎我四年的招生都没有遇到真正棘手的情况——之后也大概率不会遇到了。我想，对这件事，或许是因为还有那么一些经验，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些自信，甚至有那么一些冲动的。但是当这种冲动冷却到真实的现实之中时，变化成一种社恐的焦虑与担心。
四年的招生，每次我都是感觉这给我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做梦”的机会。我似乎很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可，也被别人需要。尽管理性告诉我，这种认可与需要或许只是因为自己所具有的身份，而与自己本身毫无关系。四年已经够久，足够完整走过一个循环。我也终究离高中的语境渐行渐远，连带着自己所受的训练与经历被封存进历史。毕竟，人不能总躺在功劳簿上过活。
招生所提供的优渥的住宿与生活条件也让人保有做梦的念想。伴随着自己的讲述，自己也被一遍遍的提醒理想的大学生活“应该”的模样。——这座园子，终究还是与社会隔了那层障壁。外面的人想进来，一方面是这座园子本身是他们成功的冠冕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这座园子的墙实在是过于瑰丽，惹人遐想。但遗憾的是一旦进入这座园子，看到的反而是这所墙的背面。
我突然对教育有了一种幻灭感。
我最终在夕阳落山的时候离开了这座城市，之后也大概率不会再来到。高铁列车驶向黑暗，却不是驶向家的方向——我用一天白天推翻了过去一天所期望的安逸，迈入了更深的未知。当然，这种未知最多持续三四天，然后我会去到一个我自主选择的更大的未知——学院安排的暑期社会实践。尽管这是“被要求做的事”，但我也知道与我现在“所需要做”的事相差甚远。更为重要的，我似乎最近只是在家短暂体会了那种“心灵的宁静”。这世上的一切似乎对我来说很多都是消耗性的，有一种沉沦的窒息与被抛的无力感。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又恰恰知道自己已经休息得够久，需要拿出一些很不错的成果。而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就让人内耗。我很感谢外界对我的宽容，但我也知道对此真正的解决，也只能是靠自己。尽管这是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但我现在却对其感到陌生——或者换句话说，我可能现在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称得上“熟悉”。这仿若是一种最深的“被抛状态”。
上面两段都是我在今年的招生季写下的。如今今年招生录取工作都快要结束。作为一个永远与招生组的核心“若即若离”，但又因为四年的招生经历而又对里面一些习惯还有那么一些了解的人，我想这是个好机会来做一个总结——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一种结束。我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招生给了我的生活一道光，不论是其天然所带来的某种“权力关系”（或者说，一种基于知识的确定的优越感），还是让我去有自信的接触更多人。但是也正是因为其是一道光，让人更害怕光之消散。
我逐渐与高中的知识体系与思维习惯走远。哪怕我上个月才刚刚拿到高中地理的教师资格证，但在面试环节我从未如此地感觉到自己变成了自己最不齿的“照本宣科”的那种老师——尽管抽到的题目“太阳”本就不好发挥，但是在慌乱中没讲得很清楚“太阳活动”与“太阳辐射”的区别，也是在提醒我自己与五年前自己曾熟悉的知识之间的距离。如今在日喀则的实践中也有一部分是给高中学生做讲座，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高中文科学习方法，但在之中又讲错了前年湖南高考的一道历史题的答案。诚然，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的研究之中从不存在绝对的“对错”——我现在也似乎有一种感觉，仿佛我享受历史的，正是这种“揭示复杂性，但并不提供判断与答案”的局限性。但在中学的学习之中毫无疑问是有某种“正确”的——最为直接的就是高考。我觉得我需要承认，自己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尽管我并不喜欢对人描述的标签化。我也并不在意舆论对清华的恶意——我会相信“好的就是好的”。但在这两个月之中，我也需要承认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更为现实，更多可能的一面。如今有关高中与高考的研究已经太多，但或许都太过关注“公平”与整体，而非一个个的个体。我并不觉得我对此能评论，甚至我自己可能都已经丧失了对现象描述的能力，但我知道的是我自己离这一方面的复杂已渐行渐远。
我逐渐与现实走远。今年的招生，依旧是“一个上午结束战斗”，甚至还有时间与邻省的某位考生聊了聊——当然那位考生最终也没有来清华。我一直觉得，招生是一项分享信息的工作，目的是为了弥合高校与考生之间的信息差。但问题是，分享信息不代表将信息“和盘托出”，而是有选择、有方法的。这之中，便产生了说的好听一些叫“艺术”，说的不好听叫做“来骗、来偷袭”的现象。我向来是不愿在这一点上过多考虑的，毕竟我不是考生，我也没有硬性的KPI压力——引起我其实很讨厌高考之后的这个对招生来说最为关键，“一锤定音”的环节。而尴尬的是，湖南是不做“前期”的，哪怕我今年尝试将邻省的经验带一些过来，在出分前两天到了当地与一些优生见了，仍能够感觉这个场合是如此尴尬。毕竟，有一个数字在那里，并且湖南又是高考产业与信息“贫富差异很大”的（指在长沙，这个产业已经过于发达，以至于都不需要招生组再来介绍；而在地州市，这又是一片流言的天下，而到每个地市的招生组也就个位数，根本不可能改变这“弥散性的权力”）。于是乎今年我还是没忍住发了那句，“我不愿将一个鲜活的生命加减乘除”，听说今年我的母校在中考的招生中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这后面，我想不仅仅有着数目字式的理性考虑，还牵扯到了更多、更复杂的社会因素。
因此我不愿再来招生，一方面是出分之后屏蔽成绩已使得清北的招生签约变成“开盲盒”（如果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另一方面是，招生作为高校与社会大众最为直接的结束接榫点，我在今年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其正逐渐被异化为社会、权力，乃至流言的反映。这当然不是高校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与时代的问题。最为典型的碰撞大概并不发生于清北，而是在张雪峰的言论上。不过清北作为“自带流量”的两所学校，也逃不开社会异样的目光审视。令我厌恶的，是湖南不做前期，而与中学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本无甚问题，但一旦这种关系变成了对学生的未来的强大影响：例如与暑校的名额挂钩，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理性，落在每一个个体上，便成为一种结构性的悲哀。更不用说每晚在觥筹交错之间，给谁暑校、给多少就已经悄然确定。甚至是“组长在招生期间的任务就是跟各中学的校长喝酒”。我“有幸”也参与了几场这样的饭局，因为自己实在是那个地域的“外人”而逃脱了喝酒的命运，但这让我悲哀，这不是教育，而是社会、权力，甚至是私情。更为悲哀的是，我知道在这个环境之中，我的母校也深陷其中，甚至于我自己在六年前，也是这场饭局外的“既得利益者”。很难说这真正有什么问题，但这只让我感到悲哀。
这次招生之中我还遇到了前三年从未有过的问题。不论是在我所负责的那个市对国家专项、音体美特长生的格外关注，还是在长沙，我惟一接触的一个考生家长对新雅几乎是“事无巨细”的求知欲。对这一切我当然是能够回答的。不过我想的是，回答之后呢？先不论大部分我的所负责的市见到的学生，大部分都与清华无缘——这我反倒是欣喜的，因为至少能让他们有一个梦——对那位家长，我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愤怒。因为我能够感受到，她并不是想要获取信息，而是在为自己心中既有的成见努力找到某种确证。而我，只负责陈述我所知的事实，并不会迎合其的预设。而这也是我认为大部分的家长，包括我的家庭，在口口声声的“民主”下，实际上已有了一个价值与取向的预设所带来的潜藏的矛盾。这也便是我为何如此强调“个体”的原因。我并不害怕一个原子化的社会，甚至有那样一些期待，因为随着不论是血缘、利益】关系，乃至是酒桌上的拼酒所带来的，都是一个个体（并不一定是主体）与另一个个体所发生的互动，而这对彼此而言都需要适应，或者换一个词，“磨损”。有一种选择叫做不合群，但它也需要代价。问题的关键只是，是选择笑着接受磨损，还是保持刚硬在暗处一个人疗伤。人都是社会化的动物，但我想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天生就适应社会，而这也是这个社会之所以复杂的原因。最近有关清北抑郁症的讨论也很多，但那也绝不只是两所学校内部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病态的缩影。
我望着长沙最繁华的街口，远处还能依稀看到湘江的角落，感到如此失望。我突然想起对百年前的知识分子的描述中，有一个词叫“烦闷”，或许这也是对当下的描述，或者说，当去思考，便会如此。
June 27
文中未标明的图片与文字均为作者创作，禁止转载。由于评论区技术问题，请通过邮件或Tape提问箱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