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在飞机上，去日喀则。
或许听到这个地名你会羡慕，但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段实践的开始。刚到的两天属于高反——尽管之前也有到青海的经验。这里给人留下最大的直观感受便是云与地面如此之近。高原上的天气也变化很快，尤其是如今正是雨季，而将近80%的降雨都发生在夜间。这便给了人机会，在白天静静欣赏云卷云舒，而在晚上倚栏听雨——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只是可能也只有这件事适合这里——毕竟这里没有什么工业，呈现出一种刚刚走出传统而尚未现代的模样——不过当真正了解日喀则的夜晚，就会发现近十年的发展在极大地提升了这里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泥沙俱下。“太阳底下无新事”，夜晚可就不一定了。
不过那些自然是与我无关的，从一到这里的高反时候我便发现，读书大概是能够抵抗高反最好的方式——我想如果科学一点，可以说是因为一直坐着，需氧量不大，但倘若可笑一点，那就是“读书比高反更令人头疼”。随着粗浅的阅读我逐渐发现，这里尽管被命名为“后藏”，作为西藏自治区边境线最长的市却在近代深深受到国际的影响——印度、英国、俄国与美国等都曾参与这个地区波谲云诡的近代史，而向内看川藏、康藏、青藏等关系也在此汇聚。我有一种感受，日喀则也同样是藏区近代史叙事的一个中心，但相较于拉萨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重心，对日喀则近代史的叙述有更多世界性以及民族、宗教与文化的背景的成分在其中。不论如何，“西藏”作为建国之后才出现的概念，对藏区的考察天生就应是世界性、跨疆界的。当然这会带来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种种“跨”的问题，不过也正是由此的多元，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这个地区目前的状况及表面平静之下的问题。
民族的差异是在这个地区首先能够被感受到的。但这并不指的是外貌，而是语言文字。在来的第一天晚上我习惯性地打开当地政府部门的网站看机构设置，“编译局”的三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在这要说一句，政务网站的好用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与观念转变程度真的息息相关）街上的标牌也大多是汉藏双语。毫无疑问，藏族聚居区是这里的一个标签。但需要追问的是，这意味着什么。只说从西藏和平解放到如今的历史，改革开放后革命语汇的消散，加上胡耀邦任上“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对外国彻底开放”的政策（存疑，不过在当地此事我已不是第一次听说）使得西藏目前的中层与青年干部出现断层，也加强了在建国初曾一度被消弭的民族矛盾。使这一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这一地区近代以来所具有的国际性。Nation一词的含义似乎从未如此复杂，在众人口中“国家对边境的管理还是很不错”的话语之下，是以金钱为用的安抚，是大而无当的话语，而这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并未随发展而解决，反而成为日渐腐败的脓疮。
有关民族的一个可笑的例子，大概是在一个有东巴人参加的饭局上听到的，说很多“高净值人士”会选择找东巴人“配种”。“xx人”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本就在建国之后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成了一笔糊涂账，在饭桌上一片嘻嘻哈哈之中。我却不合时宜的感受到了沉重。这也跟促使人去思考，民族的划分意味着什么？这个例子之中的血缘当然是其一，倘若沿着这个思路，或许斯大林的定义就呼之欲出。而在这五者之中，十分显性的是特殊的文化。文化，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弥散性的权力”。一下飞机就被献上的哈达如是，在市中心不到清华校园的面积中伫立着的十余所寺庙如是，街上的汉藏双语标牌也如是——毕竟大部分当地人也读不懂标牌上的藏文而只会说。藏传佛教及其所代表的宗教当然是我不了解的，又加之共产党员身份的限制，民族与宗教问题似乎变得“不可说”而只能机械的背诵一个标准答案。但正如上一段所写，这样宏大的话语在现实中是不顶用的，尤其当面对的是具体的人的时候。
这或许就能说出很多例子。还是从我校的党委副书记被不知被哪阵风吹来，一天下午把当地的校友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临时把我们四个来当地实践的也把过去凑数的经历开始吧。尽管是看上去主题很明确的座谈，但不论是从座谈的人还是座谈的内容，还是极有信息的。一位去年选调来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组的人文学院学长刚到定日县驻村，他说，“我花自己的钱给村民买东西，他们就听得懂汉语了；而要去给他们宣讲政策，那就不懂了。”座谈会上有吉林来援藏的日喀则副市长，也有日喀则某县的县委书记。援藏意味着三年，但回到当地就能升一级——而且援藏干部到这边挂职并不占用当地的编制，使得当地一个部门的领导往往比内地要多出很多，这些职位意味着什么，或许本身就值得思考。而在西藏当地的干部如果要去内地的话，级别反而要降半级——因为西藏的行政单位尽管管理面积大，但人口相当稀疏；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避免西藏的干部外流——但问题是，不解决流入的问题，光盯着出口端又有什么用呢？毫无疑问，到西藏的干部，甚至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切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但问题就是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或许需要分为两个部分来讨论，一个是由于当地干部目前占据了干部队伍的主要部分，而当地的经济并不能支撑行政成本，在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成为财政资金来源主体的前提下，出现了“崽卖爷田心不疼”“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逻辑；而另一部分是援藏干部本作为“客”，能够对当地的状况有一个更为客观而全面的了解，但在本地干部不为主，且“只待三年回去升职”的逻辑下，也极难有可能对当地本身的权力结构进行改变——毕竟在西藏，尤其是在西藏有着最长边境线的日喀则，“稳定压倒一切”的天然的逻辑。对此作为注脚的是，日喀则近三届的主要领导几乎都涉及贪腐问题，而在当地的大项目，据某位官员所言，“就没有按时完成的，这大概在你们内地很难想象吧。”
而在另一方面，当地真实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样？尽管我在当地只是短短的三个星期，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官的逻辑”与“吏的逻辑”的彭转，而这还只是在明面上的可说的，在夜晚，不论是拉萨还是日喀则，在我看来甚至有着不输长沙的夜生活——甚至这之中可能有更“泥沙俱下”的部分。这比起西藏在大多数时候给人“神圣”的第一印象或许是大相径庭的，而这背后是在近几十年要完成大多数国家花费数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西藏在宗教与文化影响下仍然深刻存在（但并不被放在明面上）的森严等级与“两个世界”。在这两个周末我们都借着政府的关系，“狐假虎威”地在去周边旅游的事情上得到了便利。但于我而言，我越来越感觉这是我因为自己的身份，因为所处的团体而错误地“闯入”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这种等级的区分是弥散性的，不论是作为现代人，能够拿着八十块的门票旁若无人地在一步三叩向大昭寺朝圣的信众旁走过；还是在市一高，学生的姓名有两个字有四个字，而只有之前是领主的两百多个家族才能有姓，因而名字是四个字，都体现着这种不被明说，但仍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等级，甚至是阶级观念。正如《动物庄园》所说，“所有动物都生而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别的更平等。”
这里是有一条美丽的河，但美丽的河分出了很多岔，有的被人粗暴地干涉，美名其曰“利用”；有的被人遗忘，成为对整体性的“美景”描述之下模糊的印象。因而我更感到沉重。这种沉重一方面来自于历史学“只揭示张力，而不提供解决方法”的与现实的区隔；另一方面来自于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层层叠叠，在看似美丽的河床下搅动着泥沙，以自己的方式一点点侵蚀着本就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人的努力。
这篇文章从我到日喀则的7月6日起笔，写至此已是三周之后的22日，我望着近处作为人类“第三极”的珠穆朗玛。最圣洁的冰雪融化成朋曲，这些水会汇入年楚河，会汇入雅鲁藏布，会经过日喀则、拉萨、“阿鲁纳恰尔邦”，或者是“一衣带水”的中南半岛。这层层叠叠的山不能阻挡人的思绪与想象。在昭昭的银河下，“最接近天的地方”，可能也最能显现人的污浊。
Jul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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