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minescent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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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


如果物质是精神苦难的根源,那我们理应战胜它。

明天又是一年高考,而我现在又坐在飞机上,飞往日本——人生中的第三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自费出国。

这个月说是在写论文,实则被毕业的种种事情及对毕业旅行的幻想占满。我跟老师商定,这个月的一堆杂事后,下个月一定要把我已经拖了三年的稿子写出来。事实上,当我前天在图书馆对我的毕业论文做最后的修改的时候,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一种写作带给我的“福流”。这让我回想起我的大一,也就是这样在图书馆学一个下午。那个时候,世界对我来说还很简单,没有感到GPA的压力,只有一门门课程的阅读和写作。我很庆幸我有那样的时光,那种记忆让我有一种自信,自己还是能回到那个时候。

当然可以说,我这次旅行是一种出逃——毕竟理论上,这还是在这个学期的教学周中。算起来,这个学期自己也旅了四五次游,算是让自己在担心受怕中找到了些快乐的夹缝——但这样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在北京又是最后登机的,登机的时候,我的脚步却显得有些沉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我只知道我已选择了如此。

在飞机上能远眺富士山,这是除了省钱外,自己选择坐这班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只是隔着玻璃总看不真切,反倒是通过同伴的手机才确认富士山那标志性的雪顶,真切地出现在了飞机窗外。——当然,这一篇的主题不是旅行,至少接下来还有几篇都是会有关于此。

说回高考。湖南的新高考已经历了三年,我愈发感受到自己与高中的隔膜。这次纲要课我在课前问卷中特意安排了一道湖南高考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恶趣味”,当然这在课程整体结构上是可以被解释的,那就是给人一种“熟悉感”——然后学生才能够感受到这门课在相同的史实讲述背后所希望传达的能力与价值。这是我对思政课新的思考的一部分,或许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去探索一种大中衔接的可能——毕竟,衔接的承载对象,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不能脱离同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对这门课的预期来谈这个问题。但不得不说,在大学的思政课与通识课的语境下谈论这一问题,除了“课程本身如何”之外,还需要注意同学对这门课的预期和所能(所希望)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毕竟课程不能变为教师与助教的独舞。

既然已经说到了学生,那就还希望多提一句中学教育的单目标化与宏大叙事。经过两年纲要课的实践,我们慢慢在探索一条有关“复杂问题”的讲授方法——当然如果对其加以庸俗化的理解,用经济学上的“权衡取舍”一词也未尝不可,只是“复杂问题”的分析框架,并不假定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归根结底,高考是一场选拔性考试,但它的选拔是单一向度的,是用一根尺子去衡量这世界的复杂的,但从直觉就能知道,世界怎是能如此简单的化约的。我戏称,高考之后的招生工作是与考生“话疗”。前几年我会说,这是我对自己现状的再思考,再反思的机会,而现在我或许更多的会说,那是我能够天然地用一种“优势地位”去与一位陌生人进行带有预设的、我能够掌控的成熟话题交流的机会。自始至终,我从不考虑招生在传统的KPI层面的得失——毕竟如果真是这样考虑的话,自己就是反例;不论是对自己所处环境,还是对自己与他人沟通的反思,其实都指向自身,是去通过自己的来时路的那种过去,与无数鲜活生命的现实的碰撞,去让我不断的思考“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什么”。

或许是由于东方传统的崇文重教的传统,一场本应是稀松平常的考试,却被全社会所关注,并赋予了甚至于影响社会结构的意义。作为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我为此感到个体层面的幸运,以及社会结构层面某种意义上的悲哀。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但对这之中的每个具体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不仅是需要个人的努力,而且或许还需要个人对这种改变作用的认知。很遗憾,高考只提供了一种改变的契机,但却没说具体要如何改变。

所以,当我们谈论高考,就不能只是谈论这考试本身,而需要看到这背后的人,以及所影响的社会——只是最能让人理解,最有讨论噱头的,大概还是高考的作文题。

Ju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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