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贤俱每日及三千字。习久熟炼，必不觉吃力。至所抄之书，义或未解，决不可心存厌倦。当知日睹未见之书，宜生欢喜。……以仆自验过去，每日读书作事，遇人接物，无时不是下功夫处。但随事自反而求义理之所安，自然于境界之适与不适不生计较，何处不可进德修业，何事非自受用处？甚望贤辈能体味斯言，自必渐能不觉其苦而有进矣。且于所抄书决不可先存捡择之成见。若人多书多，分配其能一律？必若各择其所好，则无事于仆之选定矣。——何俊编著：《马一浮论学书信选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3-354页。
这两天跟两位老师聊完，感觉心中非常难受。这种难受不在于情绪本身，而是这种情绪背后折射的个体的一种无力。我感到似乎有些坚固的事物在逐渐被动摇而又难以被理解。我没有办法去为我一些所坚信的东西找到一个自圆其说、具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这种无力感或许才是我感到痛苦的真正来源。
这种无力感要怎样解释呢？或许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无法求同存异，只能互相说服。例如对“何者为善”的想象——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对“善”的想象是会指向某种“至善”的话——是没有某种“中间地带”的。当然这样说或许会有些极端，但是我想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回答代表着某种取向——尽管其中可以有宽阔的解释空间，但解释再多都只是去润色其所选择的立场——用如今互联网上常说的或许就是，“屁股坐在哪”。正如高中哲学课本所言，“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决定了理论的派别”，当在聊天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事实上其实最好应该避免这类问题在聊天中出现——你就只能笑笑而表示理解，尤其是当这个聊天的双方还具有权力上的不对等关系时或许就更为麻烦。而对我来说，经过两年研究生生活，我似乎能够感到自己的世界观变得坚固了一些——同时又深刻地认识到在这个极化的、政治化的世界这种价值观必定是“小众而不正确”的。如果借用目前流行的MBTI的INFJ的特征来描述或许是这样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最痛苦的现实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不只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在尝试说出我心底里一些我意识到存在，但似乎尚不能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的张力。
在具体阐述这种张力之前，我想先描绘一个场景。今天是研究生报道的日子，按理来说是我人生又一个新阶段的起点。晚上7点左右我跑了一个步，黄昏时刻的北京正处于一天中的蓝调时刻：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于西山后，首都机场进近的飞机起起落落。而我在蔚蓝色的西操跑道上一圈圈地跑着。这很难不让人感到某种“囚徒”感。除了光影，或许唯一有些变化的是天上的云。不知怎的，我觉得那天的云特别立体，无论是乌云还是白云都是有光影的、有层次的。层次，真是一个好词。我们需要不断地对某些东西进行划分，或许是为了分配稀缺的资源，或许是为了提供某种本不存在的激励，或许就是因为划分的惯性。跟一位老师聊的动机也正是因为评价，有对学生的，也有对助教和教师的。她看了我们出的题，看了我所做的反馈，充分赞扬了我们的工作量，也在课堂要提供激励和考评要注重能力等方面有相当的共识。不过说着说着，那位老师突然意识到她的反馈有很多第一人称，而我往往是以一个第二人称，或者更客观的一个方式去回复。当然我在反馈的时候是着意这么做的，因为自己毕竟是助教而不是老师——这种身份的差异是会影响人的主体性表达的。而从另一个方面，这种客观话的回答也更体现一门课的“标准”——而标准在我看来，是更可以（可能）被相互理解的。当然如果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我也不愿意将自己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哪怕这目光不是评判性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对对方理解，我甚至在逃避自身一些“错误”的想法——尽管或许没有所谓的“对错”“好坏”之分。
作为一名成功的思政课教师甚至可以说是“名师”，那位老师当然能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或许很难说这种自信是成功的产物还是成功的原因。但如果细究起来，这背后其实有着几重嵌套的逻辑。其一是教与评的“闭环”。“教一练二考三”是常被诟病的，要让教师上课讲的成为考试考的，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否能够将此与“到课率”相关，认为这“闭环”是“只有上了课才能答出题”呢？我想就未必。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数学课和物理课，难道文科课程的能力旨归与理科课截然不同么？这我是不同意的。其次是教与学的“关系”。课程是面向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最高水平的学生？个人认为对于清华这样一所中国最顶尖的大学而言，是需要“在高原上培养高峰”的——这样说是听起来很好听，但如果换种说法其实可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后是教师与助教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时候是会发生衰减与误解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教与评的闭环中，需要一个主体一以贯之而容不得他人插手呢？我想未必，如果说让助教参与考评是损害了教师对教学的掌控的话，督导来听课对教师提意见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我想，倘若完全将助教视作教师教学的“工具”，完成一些纯客观的能力培养环节，当然可以锻炼助教的教法，但也矮化了助教对教学的思考——毕竟，教学的骨架是知识能力与价值，但再好的骨架需要用讲授的血肉填充，而更高一层的或许是对骨架进行解剖，达到“庖丁解牛”的境界，在这一点上，我想助教对教学整体性的了解和从学生接受端的视角进行的思考同样必要。当然你可以说，这样会产生教师的教学目标与助教思考间的差异，但这布阵提醒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与检视么？在这一点上，特别是从思政课教师培养的角度而言，较之于单纯的“工具”，“合作者”的角色或许是我更为推崇的。当然你可以说，大部分的助教对教学可能没有这么丰富的思考与观察——那这样他们也不会为教学提供多大的意见建议，教师能获得对课堂更大的自主权，这不只是回到之前的传统而并没有损害吗？
让我们继续将这些思考延申，不止于教学。与另一位老师的聊天聊到了找工作的问题。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最聪明的那一批人，尽管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清华念的，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什么。清华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狗还要大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这经理让我有一些底气认为我之后不需要担心生计。但是如果认真考虑“学术”，我的理解其实是成为对应领域的顶尖。回到上一段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优秀的研究者究竟是能够通过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所造就的，还是需要通过作坊式的生产手把手的去教才能实现。我想从人文社科的经验来说更多是作坊式的。你当然可以说“从来如此便对吗”，但我想，至少需要承认这是一个解决的路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并不是一个最优秀的人，但是我现在的所有成绩似乎都基于学术。我当然希望留在这个圈子，但我非常怀疑我自己能不能成为最好的。我当然正在努力，但毫无疑问也会思考一些退路。两件事情应该是不矛盾的，可能是我想表达的并没有被表达好。从另外一个层次，在清华做科研无疑是要奔着“最好”去的，但最好的往往并不能被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产生道路。现有的评价能不能为这种探索提供空间？而“最好”的之外，留给科研的空间又还有多少——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就不能留在这里。或许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我不懂哲学，但是较之马恩，我先验地，从阅读的体感上更亲近福柯、尼采和海德格尔。这当然是极不符合马院的主流的——但我不做哲学——问题在于，能不能接受去停留于如此的理论层次呢？一种有解释力但不指向问题解决的理论。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理论是层次更低的，但它是不是同样是合理的？而且这种理论很像鸦片，必须要经过精细的哲学化的教育，必须是一个有“文化资本”的人才能够去听懂和享受。如果说人文学科有什么鄙视链的话，这种“超脱于大众的快乐”应该是毫无疑问占其一的。没错，“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以“改变”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至少现在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会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当然我知道我现在所面对的环境，不论是学院的小环境还是国家与社会的大环境都是有一套主流话语和价值导向的。我当然知道主流是什么，但可能我并不认同，或者说并不喜欢这一套。回到最开始的问题，那就是我不遗余力地去逃避自己，因为我知道自己是错的，或者我已经给自己打上一个名为“错误”的标签——倒是很有“学说新话”的味道了。我理解现实但又迫切地想逃离，对现实痛苦但又并不想改变，知道某种善好但又知道那只存在于理念。你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吧，但我只是想如实地记录下一些个人性的思考。正如梁济回答梁漱溟的：
“这个世界会好么？”
“或许会吧。”
人生或许就可以是痛苦的，我知道这种无意义，并且愿意这样痛苦地苟活。
Augus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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