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永远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系统，它要满足的仅仅是资本与国家（当然是合理化了的官僚系统所组成的国家）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只需要遵循合理化的逻辑分配教育资源、选拔学生和决定教学内容，而这一切都被最精确严格的数字计算所操作。
今天教评出来，早上被老师拉着整理了上学期的各种反馈。做的没让同学满意，当然要反思。但这种方式不应该是为了讨好同学。针对一些分数比较低的指标，或许需要思考的是，课后习题的方式还不足以激发学生课后学习吗？还是说因为评价标准不明——这句话在学生端接受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知道自己过程的得分吗？如何让学生理解这门课的要求。努力应该得到回报，这当然没问题；但我极度不认同“努力了就能够得4.0”。“努力有回报”与“所付出的努力被看见”这两者有关，但不完全一致。后者其实可以通过更多的反馈做到。但在现有的资源下，我们不可能做到全量反馈。当然这或许是因为我们非常强调问卷，问卷的分数占比很大以至于同学都关心这个成绩。如果采取签到式的问卷，只让同学说观点会不会既减小了工作量，也能让老师更快地接收到反馈呢？这或许是从评价方面可以做出改进的。
这就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作业形式的问题。毕竟上周末刚刚和另一门课的大助教就思政课应不应该采取视频形式的作业问题激烈交换了意见。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双方应该说都没有错，都是为了课程更好的运转，只不过两人的经验导向的是对这个问题截然相反的判断：做视频究竟有没有可能让同学在避免形式内卷的同时展现自身思考。我的经验是视频制作的高门槛和高上限，十分容易让做视频本身变成一场“卷形式”的军备竞赛；而那位助教用上学期一位老师课程收到的作业让我看到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当然这两种结果的背后，或许是同学对这套评价体系更加“驯化”，两位老师的风格不同，社会的“内卷”风气有异等等因素。研究人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永远无法进行完美控制变量的对照试验。
归因是应对发现的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如果采用抽样调查，很可能落入某种“第一排陷阱”。而这或许本身意味着大课，哪怕是在这所生源质量很高的大学，导向仍然是“撒胡椒面”的，面向班级中下同学的。当然这并不影响这门课程提供很高的上限——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更多需要从老师的讲授中完成；但对于考评，应该慎之又慎。考评的设置应理解大部分同学的期待。并且对一些标准一以贯之——比如要不要给PPT，课后作业限制在几天内完成。看到诟病很多的是一天内完成这个要求，我想仅仅从技术上这个完全可以改成在当周周末，但这样就很难保证——主要是从改卷的角度——下一周课上反馈。当然如果完全取消这个环节，直接改成签到写观点会不会会好一些呢，我想可能，关键是，如何让考评对课程目标的实现有正向作用。Fly b**ch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事无巨细的过度反馈既不可能，也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与其过度，或许还不如“不及”——退一步，或许对学生和老师都是一种解脱。
当然，教评的标准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我想的是，填答者真的会对一门课的评价细致到这些指标么？或者说，对于一门课程是不是“好课”，在助教层面究竟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愈发感觉，或者说担心，自己在这门课上“做得太多”了。当然思政课助教的工作让我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或许来自于“好为人师”，更来自于一种“切身”感，来自一种不仅仅需要发现问题，而且需要躬身入局，真正需要提出可行的方案对发现的问题加以解决的现实感。诚然，一个人、一门课是无法对抗如今内卷的大环境的，思政课作为一门课程，需要有其坚持与思考。改变是会持续进行的，但是或许经过了三年，需要反思“这改变是向正确的方向的吗？”对此，我感到怀疑。因为我在这学期的助教课上，看到了一种助教对课程介入更少，但同样能达到如此教评——如果我们将教评视作某种程度上教学效果的测量方式的话——的图景。在助教导读方面，我想我们能做的已经很少了，剩下的更多的是个人能力与风格带来的差异。但作为一门课程，讲授与考评无疑仍然是两个巨大的黑箱。在讲授方面，更多的是老师；但在考评方面，如果需要助教参与，就必然会面临信息的衰损——当然作为培养新教师的成本，这或许是必要的。归根到底，这些问题都是，要培养怎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September 13
文中未标明的图片与文字均为作者创作，禁止转载。请通过邮件或微信公众号（LuminescentJackie）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