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忘记对具体的人与事的关怀与好奇。
按照惯例，我总是会看完一部戏或影片后来些评论。《里斯本丸沉没》是我在朋友圈被安利的。出于某种习惯，我在去电影院前总是会查一下这部影片的梗概，查完之后发现这部影片我真的是“不得不去看”——民国、香港、商船，这一切似乎与我自己的研究有着紧密关联。当然，这种联系是微弱的，但是为了让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去过香港也没有远洋轮船生活经验的人做海员工人运动史研究，自己真的是在这三年多抓住各种机会希望对我的研究对象多一些了解——但终究仍是隔膜的。如果实在要说这部影片与我手头上的研究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有关香港在二战时期被英军占领——东江纵队、中共在香港的“大营救”，都是我曾看到过并且有计划研究的。但较之于“史料价值”，这部影片更触动我，也是让我从中学到很多的，是它如何研究历史、讲述历史。
一般来说，一场电影的散场亮灯时间会比全片时长早几分钟。这部影片十分特殊，一直到片尾字幕滚完，影院还没有亮灯。有一个观众这样说，“不会是导演也想让我也体验一下当时在黑暗的船舱里的船员的感觉吧。”我想这句话或许恰恰道出了某种意义上的关键所在。这部影片在我看来无法被归为一部“电影”，而更像是某种历史研究。只是这一研究将怎么发现一个问题，如何为这个问题搜寻资料，如何抓住历史事实的关键，然后将其变成一个故事讲给学界（大众）听等等过程用视觉的方式完整呈现。在这一意义上，我更愿意称其为纪录片，documentary。
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哭了——我的情感阈值还是比较高的。我也能感受到很多观众也哭了。我想这完美地展现了史学在当下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以何种方式承载这种价值。柴静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历史学的意义之一便是还原历史真实——尽管你可以说，永远无法完全还原真相，但不断努力靠近真实的过程正是历史学所做的。可能为了发表，或者说“一个好的研究”，我们需要为历史事实的书写冠以某种主义或者组织之名，但那些主义与组织，又何尝不是植根于历史上具体的人和事之中呢？
自己现在也做一些研究，或许是因为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吧，对于查证一个史实、“追”历史中的一个人我之前总是有些抗拒。一方面是因为这完全是技术性的，自己的努力最后可能结果就是八十年代公布的一篇档案，或者前人的某篇研究；另一方面是我会觉得“你无法去论证一件本不存在的事情”，换言之，做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做了很久却最后没有结果。这部影片让我反思这些态度，让我重新发现这些技术性的，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阴暗的文献工作”的价值——毕竟，比起我研究里的那些人，这部影片要处理的人物真的是历史中的“无名小卒”。
这部影片最让我感到敬佩的，也是我为什么会称其为一部纪录片，是这部影片清晰地展现了去各地查档的过程，并且把档案一件件摆出来、读出来。之所以让我敬佩，是因为面对这些无名小卒，去一个个还原个体的面貌，可以说是一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这部影片展现了这个过程，并且努力找到了更多个体在当时的生动碎片——尽管或许遗憾是更多的——就是这部影片成功的基础。退一步说，或许从票房上这部影片并不成功，但对这些历史中的人的后代，这部影片无疑是无价的。这或许就是“关心具体的人”相较于其他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独特而天然的优势。柴静曾言，“记者的意义，就是‘记得’”。我想历史学同样如此，并且有些技术是历史学所独有的。昨天，一位学长在朋友圈说起他之前参与的一个项目，“一名清华校友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其他所有地方都找不到这名学生的信息，唯有清华还保留着等待他复学的学籍卡”。这些技术，是历史学的“家法”，也是历史学意义的来源。或许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会在这个世界留下很什么”都是会思考的问题，而历史学为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某种保证——尽管历史中的人物留下的信息量并非均等，但历史学者可以不断为之努力。哪怕一些信息与研究本身无关，但这些信息被记录，能流传，本身就以彰显了这些信息的价值——只不过是后人还没找到解读它的钥匙，或者说，信息就是信息，“it tells itself”。
这部影片将档案一件件摆出并且读出的过程，是这部影片的主体，也让人不觉是在拖时间。有的时候会想，对一个历史事件影视化的方式，我们似乎习惯了去“还原”，就比如《觉醒年代》《建国大业》，而这部影片很显然提供了一种新的，我认为也是更高明的一种方式。很有意思的，影片一开头就讲到了这部影片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是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我找到了这本书，还没来得及看，但这本书的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影片的魅力或许在于其能够建构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这部影片最后以对在里斯本丸沉没中逝去的战俘的纪念结尾。我们或许能很轻易地将这个故事讲成一个国际主义的故事、一个反战的故事、一个批判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故事，等等。但较之于这些宏大叙事，船为什么会沉，是怎么沉的，为了拖延沉船时间战俘们做了什么，又是如何获救的，这些问题一个个讲清楚， 本身就是一个好故事，也足以承载以上所有的宏大叙事。事实上，如果从观影的角度来说，这部影片的场景还原实在是太差了，时刻让人ooc，但旁白的讲述让我完全可以忽视这个不足。是的，“真实自有万钧之力”，想要讲好一个故事，在坚实的史料和丰富的细节面前，形式可能不再那么重要。
当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这部影片当然是不完美的。我之前也看过《二十二》，但那更多的是一种“史料”而非“史学”，这部影片有大量口述史的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影片中展现了去各地查档（英国战争博物馆IWM、日本外务省，甚至有侦探社等等），然后把各方档案一点点拼成故事的过程；展现了如何平衡事件各方的叙述，然后谨慎地得出结论的过程。尽管这些可能并非导演本意，但这部影片的呈现，让我很难将其作为一部“电影”来阅读与观看，而是用两个小时去细读一篇历史论文，去跟随作者了解历史，发现史料并且学习作者的写作的过程。如果将其放在香港史的脉络中，我或许会想到这正是张爱玲写《倾城之恋》等文章的视角——那也写出了日军占领香港过程中使个体命运转折。将其放在战争史的脉络中，你会发现它尽管提到了战后香港法庭对里斯本丸船长的审判，但对船长，特别是当时日本军官（影片中提到了负责押运的军官没有活到接受审判，但其他在船上的日本军人与平民，以及赶来接日本人的那些军舰的军官呢）的挖掘显然还是不够的；包括留在东极岛上的三名英国战俘为里斯本丸沉没的公开起了怎样的特殊作用；为什么日军看到渔民来救这些船员就停止射击，“甚至也开始救人”（影片给了一个猜测，“因为他们的屠杀会被公之于众”，但我的感觉是单纯这么说或许太高估了国际法的力量）——日本人怎么救的，对里斯本丸上的战俘继续转运到日本途中及到日本后有怎样的特殊待遇吗？历史或许就是这样，解决了一个问题新的问题就会出现，历史学者仿佛在做一张“无穷无尽的拼图”。但很显然，“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你会看到，这部影片找了舟山电视台、凤凰卫视和CGTN等媒体对这件事的记录，也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这里要说一句，国内对其的研究似乎只有发在《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是稍微严肃一点的历史学方面的讨论，这大概是会让大陆的历史学在对里斯本丸沉没的研究上被沦为笑柄的），但因为它找到了一名新的幸存者，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和实地的勘探，因此这个研究——如果将这部影片当作历史研究的话——显然是在前人基础上有着很大一个推进的。我自己主要做工人运动，很显然这是个老题目，这部影片让我更清晰了“老题新做”的可能及意义。
这部影片还让我反思理论——就是那些被“好的研究”所要求书写的“大问题”。这些大问题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也会为研究能够被放在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感到激动。但如果真的对理论问题感兴趣，或许大部分人其实不会选择做历史——大概是我心中所具有的刻板的文科鄙视链。我会想到自己为什么当时选择做历史，过去我会说，这是某种排除法之后的结果。一方面，我会认为理论思考过于宏大与抽象，而我并没有这种思维与逻辑能力；另一方面我又会对一个完整而精巧的理论有一种本能的警惕——难道现实中没有反例么？现在，我或许能够更为清晰地表达我对理论的态度了，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稍近益狎”。历史学的研究不能没有理论，否则就会碎片化，研究者则会倾向自由主义，解构一切；但历史学的研究又不能只有理论，否则就与社会科学无异。历史学习惯于通过对一个个案细腻而生动的考察体现世界的复杂，但同时回应某个大问题。这或许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某种“过程追踪”或“宏（微）观比较历史分析”，但历史学与这两种社科的研究范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似乎有些感觉但无法确切言说，或许是对史料的解读功夫？就比如陈寅恪从“江陵素畏襄阳人”中能够看到东晋百年间政治结构变迁的要害；或许是对历史的“理解与同情”？就比如对历史的岔路与转折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有限理性的解释和决策过程的还原。但不论如何，历史学这种与理论“有隔膜但不远离”的状态是我所喜欢的，因为现代社会需要理性，但现实又太过复杂，人又不能离开感性。
最后还要说的是，这部影片展现了历史学面向公众的一种方式及其价值与意义。而与现实社会的连接，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题中之义，也是需要每个【在当下】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人思考与处理的问题。历史学为什么去研究过去的一件事，如何去讲述过去的一件事都是与现实密不可分的。 这部影片还展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面——这或许是研究现当代史学者的特权——那就是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但是这又是让研究更具紧迫性的——因为那些人或许很快就会离开我们。影片最后用了将近一分钟展示了采访到的当事人在接受采访之后的两三年间相继去世。这或许有疫情的原因，但考虑到他们九十多岁的高龄，应该说都是喜丧。作为历史的研究者，这种真实的与历史触摸的机会是不多的：查档是一种，去到历史发生的地方是一种，与当时的人有交往——尽管时过境迁——是最可宝贵的一种。我们所不要忘记具体的人和事，在关心研究对象之前，应该说首先不能忘记研究者自身——这部影片中导演兼制片人方励的大量篇幅就是这个道理的生动诠释。对此我或许是有些经验的——我做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去年有一条新闻是，我国批准了1930年的国际劳动公约。今天是国庆节，隔壁房间在放映的是《流浪地球》，在铺天盖地的国家叙事与民族主义中，或许是时候关心一下自己。
总之，《里斯本丸沉没》可能不是一部好电影，但我会给它打高分，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历史与我的连接，也让我似乎更清晰了我的研究的意义、价值与前进方向。
Octo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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