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篇章：
『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1.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1.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1.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0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2.0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2.0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0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1.13-16是学而篇的最后几章，同时也是学而篇将“学”的内容和意义逐渐外化的过程。而2.1-2.4是为政篇的开始。并且从1.14则开始，有中山的同学加入我们的讨论。在讨论开始前，也交流了对之前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概念定义的想法。或许对于《论语》中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很难的，哪怕是有“问仁”，“问孝”的句子，也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概念解释的不同侧面，但是或许能将这些不同的概念进行拼合。就像与“仁”有关的12.1-3、12.20、12.22、13.27、17.6等则，与“政”有关的12.7、12.11、12.14、12.17、12.19、13.1、13.3、13.5、13.7、13.10、13.16-17、13.19-20等则，与“君子”有关的12.4、12.16、12.24、13.23、13.25-26、14.23、14.26、14.28、15.20-23、15.32、15.34、15.37、17.23-24、19.9-10、19.12、19.21等则。
1.13文义的主要问题出现在“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一句上。一种通行的解释中（就比如钱穆和朱熹的注释），将因解释为“依”，宗解释为“主”，那么就将这句话的意识理解为：“遇有所因依时，必先择其可亲者，亦可依若宗主了。”当然在钱穆的解释之中，还提供了一种理解的方式是因是“姻之省文”，宗是“亲之若同宗”，那么这就有这一条导向人伦关系之中。我们对于“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的解释，有着四种面向，一种是“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亦可以宗而主矣”，另一种是“亲若同宗”，另一种就像杨伯峻的翻译一样，是“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依靠不失为可亲的人，也可以是可靠的”，最后一种是“依靠不失去自己亲和（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可靠的”，当然，这一句话或许还需要去结合当时具体的语境去理解。当然在讨论之中，有同学提出来在《论语》之中，男女关系似乎并没有被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或者说对于女性孔子实际上是有一些鄙夷的态度，认为这一条不应该是简单的停留在两性关系之上，这也与之前对于信和恭的讨论有些格格不入。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在《论语》之中，有关男女关系，似乎孔子还是将其放在了至少是“礼”的层面进行了解读，例如在公治长篇开篇就是“子谓公治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女妻之。”随后的一条紧接着就是“其兄之子妻之”。当然，有这种观点似乎也并不奇怪，典型的就比如说“女，器也”（5.4）和“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表述。因此这实际上将讨论引向了有关这三句话的关系的问题。与此同时，还有对于孔子在这里所提出的，不论是第一种的亲亲宗宗的解释，还是第二种有关关系的解释的共同质疑，就是对于这其中所说的部分概念的思考，在朱熹的解释之中称：“信，约信也。义者，事之宜也……恭，致敬也。礼，节文也。”这是否是一种狭义的解释，同时是否带有着从信到义、从恭到礼的递进关系？而这两种状态之间，又是否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就像朱熹给的一种解释：“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仍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同时，此则的三句又是否是讲交际的三方面：约定、行为标准和依靠（亲友）呢？
1.14的讨论在脱离有关“君子”概论的解释之上，直接去看“敏于事而慎于言”一节，何谓“敏”？是勤勉吗？“敏于事”与“慎于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与之前的“巧言令色”的关系是怎样的？什么是“有道”（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道”有什么区别）？朱熹解释“道”是事物当然之理，这似乎是一种亲近自然的解释， 那么其与人之所共有的人伦以及人从其中生发初的感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更进一步地，何谓“有道之人”，这与“圣人”与“君子”的概念有什么联系，或者说，这二者是一种状态，还是处于一种不断动态变化的追求之中？或许还可以将其泛化为“哲人王”？（这是宇薇组的讨论），这里面的“正”是怎样解释，与之后的“政者，正也”（12.17）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同时，这一则之中的要求可不可以只满足其部分呢？或者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与“好学”这个判断之间，从现代人的角度上看多少有些区隔。但在当时的语境中却可以多少找到对应：“士志于道，耻恶衣恶食”（4.9），“君子谋道不谋食”（15.32）。朱熹的注解里说：“不求安饱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1.15的讨论强调“贫”与“乐”与“道”之间的关系。常说“安贫乐道”，贫而乐，乐的是不是一种道呢？与孔子对颜回的称赞相联系，又是不是一种“贫贱不能移”，具有一种自立的根基的体现呢？与“贫而无谄”相比，“谄”朱熹解释为“卑微”，那可不可以说尽管这尽管是一种好的状态，但是仍然没有超出贫富的概念。从这一点出发，或许能够认为“贫而乐”是一种相较于“贫而无谄”更为高，也就是有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的境界，即一种不论贫富，乐道好礼的境界。当然这也需要和之后的“切磋琢磨”的诗经类比相联系。切磋琢磨，首先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顺序。朱熹解“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钱穆提供的另一种则是认为四者是对四种石材的平列。讨论中有一种看法是，如果将这种类比理解成并列关系的话，就是指做学问，像“君子不器”一样做每个方面（学问之功，切磋琢磨），与前文的类比关系，可以用互文来理解；而理解成递进关系的话，则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愤不启，不启不发”，7.8），前文自然也就认为“贫而乐”比“贫而无谄”更好。最后，有关“告诸往而知来者”的解释，则在强调举一反三，这与之后讨论诗经的句子仍然会有联系。能够看到，对于《诗》，孔子的态度是一贯的，几乎都是对弟子的一种最高褒奖，在2.2节也指出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对诗经的讨论，在3.20则展开）。同时注意到，“告诸往而知来者”，这不仅仅是一个举一反三的问题，在2.23也讲到“十世可知也”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将这个说法坐实成真的是预知未来。这个讨论会在2.23节再展开。
1.16的讨论了回到第一章，将《论语》中有关的四则相联系。
2.1的讨论强调道与德的关系，对于孔子是否在这里发怒，以及为何发怒的问题上，讲到了这之中可能会给人带来的无为而治的印象，而这与道家的说法还是有显著差别的。这可以与13.29/14.3/14.4/14.41/15.4/15.5/16.2/13.12等章都产生联系，可以相参照着阅读
【顾涛老师：对于《《论语》》的看法，反正孔子早就死了，朱熹也是自己的说法，所以你也明显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就是他说的那回事情。比如说第二章，为政，我们明显就觉得有问题，孔子说：“为政以德”，结果朱熹引用程子的话“为政以德，然后无为。”那这不就变成老子的观点了，那显然孔子肯定不是这么想的。那你也可以想，会不会是孔子老子思想一致？那这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道”代表天，讨论中，提出是一种“形而上的本体代表”，还是具体指一种“道路”，还是一种应当遵循的原则或法则。不论道是如何，“德”似乎在这里都是一种好行为所达到的成果，产生的作用，朱熹引范氏“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那么这里的看上去的“无为”，不是道家完全的自然状态，而是从个人的“德”推及到社会的一种结果（参照上一段列举的后文）。这里特别指出15.5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注：“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由此也能够看出在孔子理想的社会治理蓝图之中，德、礼、道，乃至义等品德与治理，是由内而外，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也才有了孔子在13.10之中的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当然，讨论之中谈到了这之中隐含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理想的图景对公民素质的要求很高，为什么孔子的对民众的教化和素质的提高这么有信心呢，这种教化会不会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12.19），这里面有是否体现了孔子作为统治阶级之中的一员，过分强调国军要成为“君子”，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这在2.3则的讨论中就会展开。
2.3在2.1的基础上还会讨论到有关民众心性和教育的问题。这一则中显然提出了两种状态，前一种钱穆注：“以政事领导民众，仍是居上临下，法制禁令，其效不能深入人心。导之而不从，以刑罚齐一之，民知有畏而已，其心无所感化。”，而后一种则是“人与人、心与心之相感相通。人人蹈行于制度品节中，此亦有齐一之效。然一于礼，不一于刑。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由感召，不以畏惧。在上者以德化之，又能以礼齐之，在下者自知耻所不及，而与上同至其所。”这之中或许还涉及到了一些“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区分，而对于孔子而言，其并不排斥前一个阶段（如在13.10的宣言，也是要“三年有成”，13.11和12也是含有一种理想的状态需要时间的事实），但是其同样有着政治理想和抱负，也就会认为“十世可知也”（这也不是一种礼治和治理的停滞，而是不断的有所损益，在2.23则具体讨论），同时，这种理想是有着现实的过渡与抓手的：“既富矣，教之”（13.9）加上“诵诗三百，授之以政”（13.5），总会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13.6）。
2.4可谓《论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章节，可以说是孔子对其一生学习经历的总结，也划分出了各个阶段。我们一个个阶段来看。志于学，朱熹解“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这其中的问题“志”和“学”，在第一天的讨论之中已经有详细讨论。而立，朱熹解“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钱穆注，“所志有得有守，为孔子进学之第一阶段”。不惑，朱熹解：“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钱穆注：“知之明而居之安”，仿佛是在第一阶段之上明白了“道”，知道相互贯通，但还“不知其所来由”，换言之，是不是一种知道了“是什么”的阶段呢？知天命，朱熹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天幕，则是一种对“事物之所以当然”的明白，似乎有一种“为什么”的层面？钱穆的注释，还讲到了有关性灵的讨论，在此不表。耳顺，朱熹解：“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钱穆注：“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仿佛是一种对其他人解释“为什么”的一种包容。从心所欲，朱熹解：“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这是不是一种圣人的状态呢？还是一种不断的追求？因为时间的原因，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些看法，没有展开。
August 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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