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些别人还没有发现的东西，而是针对所有人都看见的东西做一些从未有过的思考。”
——埃尔温·薛定谔
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发展了分子生物学。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苏黎世大学、柏林大学和格拉茨大学教授。在都柏林高级研究所理论物理学研究组中工作17年。因发展了原子理论，和狄拉克共获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又于1937年荣获马克斯·普朗克奖章。
1926年薛定谔提出其波动方程时已39岁，在这一点上，他倒是与其柏林大学的前任普朗克不无相似。在短短不到五个月时间里，一连发表了六篇论文，不仅建立起波动力学的完整框架，系统地回答了当时已知的实验现象，而且证明了波动力学与海森堡矩阵力学在数学上是等价的，令整个物理学界为之震惊（狄拉克也单独的证明了这个结论）。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为革命性的量子力学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薛定谔本人的初衷却是恢复微观现象的经典解释；而更令人称绝的是，薛定谔本人坦承他的科学工作，常常并非是独创性的，但他总能敏锐地抓住一些人的创新性观念，加以系统的构建和发挥，从而构成第一流的理论：波动力学来自德布罗意，《生命是什么》来自玻尔和德尔布吕克，而“薛定谔的猫”则来自爱因斯坦。
物理学方面，在德布罗意物质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波动力学。由他所建立的薛定谔方程是量子力学中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基本定律，它在量子力学中的地位大致相似于牛顿运动定律在经典力学中的地位。提出薛定谔猫思想实验，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在宏观条件下的不完备性。亦研究有关热学的统计理论问题。在哲学上，确信主体与客体是不可分割的。主要著作有《波动力学四讲》、《统计热力学》、《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等。
尽管算了算自己最近还有至少五个DDL，但是对每天其他信息的总结还是不能少。今天早上又是党课小组的活动，想起一年之前自己也是在那个位置组织这个现在看上去似乎还有些“可笑”的活动（这个词一定要加上引号），即不禁有些感慨，或者说“唏嘘”吧。今天讨论扶贫，这个问题实在太“大”，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或许都有话说，但是每个人又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去形成几条“平行”的线，让人讨论的欲望顿觉寥寥。
大概也是为了“蹭”疫情这个“热点”，希望我们去说一些与疫情有关扶贫的事情，但是最近似乎自己越来越反感借疫情将所有问题都“炒热”一遍的倾向，就算是学术圈，也有了众多的“灾难社会学”、“危机政治学”等等“新”但是又让人觉得奇怪的名词（似乎就和soft power这个概念一样奇怪），及至于讨论过程中那极令人生厌的话语表述和空洞的内容，便更觉这个世界的恶意。
有位朋友的公众号更新了，谈的是有关“方方日记”及其后对疫情的记录。里面有几句话我想摘抄一下：
“其实，比真相更重要的是，身为一个记者，你的文字能够带给这个社会多大的益处。”
“不久你睡了，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或许讨论扶贫也是这样，在政策和财富之下，埋藏的是精神、意志和群界关系等等复杂的话题，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和当前的认知范围，也让我更加不敢去碰触。最近有一个观点，说“相比起发消费卷，保就业是更大的民生”，不做评论，只是在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倒牛奶”的危机的背后，我们，至少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而不仅仅的看到这些社会现象以及单纯的批判政治制度的黑恶。
哪怕是谈论历史的时候，或许也应该如此，对别人保持一种敬畏，不要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敏的人。昨天下午有一个“林枫计划”的读书会，读的是《马克思传》，最开始的讨论还非常正常，讲到了这本书从西马和西方社会科学的视角带我们去看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并且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例如对马克思研究的几个核心争论点：有神论？宗教？反犹主义？纯粹理论–现实政治的讨论，以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关心等等。并且作为一部传记作品，其对人物经历的考据也是十分重要的。之后从马克思的童年时代进行了说明，比如城市-家庭-师友
对他的影响以及《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萌芽？相识的一些人对马克思的看法：不一样的马克思的形象？–理论的革命性与个人的革命性等等问题的分析。但是之后的讨论就越来越“歪楼”了，比如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对马克思的讨论，本来是这或许是一个好题目，但是如果脱离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光谈“浪漫主义”是十分虚幻的，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起源》上说，“卢梭说的不外乎是这些：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虚伪的坏社会，人们互相欺骗，互相谋杀，互相撒谎；我们可能发现真理。真理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或笛卡尔式的逻辑获得的，而是通过洞察人类之中那些单纯而未受腐蚀之人、高贵的野蛮人或者说孩子，反正就是这类人吧，他们的心灵获得的。一旦真理被发现，那就是永恒的真理，适用 所有人，所有场合，所有气候和季节。当我们发现了真理，我们就要按照真理生活，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的话与希伯来预言家的话并无二致，与基督教传教士抨击大城市工于心计背离上帝种种堕落的话如出一辙。”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所富有的无限可能，但是却终究只能用人生去填补某个确定性和局限性的坟墓。因而讨论越来越偏向对现实的“内卷”问题的讨论，而在不明白内卷作为对中国明清时代“无发展的增长”的概括就来讨论对当今某些社会现实的批判，始终让人觉得是在“隔靴搔痒”。这或许也是讨论最大的问题：看似热火朝天，实则彼此平行。
讲了这么多，似乎都还没讲到“这些是你给我的爱”呀，其实能够去如实的记录，不就已经是一种对生活饱含善意的举动了么？这场疫情让我们更明白了生命的飘摇，正如那句诗，“人生如逆旅”，而我们终究要去哪里？《斯通纳》这本书似乎给了我一种直戳内心的描述和赶走，后事如何，期待更新吧~
就像这一篇文章一样
知识分子的降格
原创 愚者 Argonauts 今天
一、现代知识份子的“诞生”
我只有一个目的：以人类的名义让阳光普照在饱受折磨的人身上，人们有权享有幸福。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若胆敢传唤我上法庭，让他们这样做吧，让审讯在光天化日下举行。——《我控诉》左拉
德雷福斯案作为一次污蔑犹太军官的事件，势必会像中世纪“血之诽谤”那样成为千年犹太迫害史中的重要证据，但在欧洲普遍的反犹主义的浪潮中，它的历史意义可能也仅此而已。不过随着1897年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的介入，这场事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时代价值。
无辜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处以叛国罪，而真正的犯人却逍遥法外，得到军方庇护。通过记者得知真实情况的左拉愤怒不已，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文呼吁重审此案。但1898年的重审中，真凶埃斯特拉齐被无罪释放，关注审判结果的左拉立即写下一篇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该文章还被冠以《我控诉！》的标题。至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作家、高校教师等知识界人士参与其中，并围绕是否维持原判分裂为两个派别，在排犹主义、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冲突中，形成了新的社会身份与认同。
与学界的普遍观点一样，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所谓“诞生”，具有两层含义，首先在词源上，关于“intellectual”何时作为名词并被用来描述一个群体的问题，在学界中有一定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克雷孟梭的化用使得“知识分子”真正进入公共舆论，并且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该词“开始以复数形式出现”（李钧鹏：知识分子与政治）；其次，笔者认为该事件产生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一词包含极大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但笔者比较赞同皮埃尔·布迪厄的解释：“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简而言之，现代知识分子既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与学识素养，也充满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意愿。在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区分是荒谬的，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暗含公共性的预设。
回到德雷福斯事件本身，如前文所述，对于案件的不公判决，知识界群体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方是以左拉为首的“德雷福斯派”，另一方是以巴雷斯为代表的“反德雷福斯派”。在这场知识界的论战中，可以说已经包含了未来大部分知识分子事件中的价值面向与派别，针对这些思想取向，笔者将以该事件的三位知识界参与者为例进行简要阐述。
左拉以其正直言行毫无疑问地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代表，面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狂潮，左拉坚持真理与道义的至高无上性：“以爱国为借口增进仇恨，是一项罪行；正当人类的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把刀剑当成现代的神祇来崇拜，也是一项罪行”。在服从判决和保卫真理之间，左拉选择了后者，而这使得他被送上法庭，最后被迫逃往英国；与其相反的是“反德雷福斯派”中的莫里斯·巴雷斯，这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秉持“即使祖国错了，也一定要把它说成有理”的理念，“并且宣判那些坚持精神自由或言论自由的同胞们是祖国的叛徒”（朱利安·班达），所谓“祖国利益”凌驾于正义和真理之上。因此，即使对德雷福斯的判决不公，但为了维护国家与军队的威信，仍应保持原判；最应该引起今人注意的其实是第三种观点：布伦蒂埃认为，知识分子参与这场事件本身就是错误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从根本上是出于他们的傲慢，知识分子自认为高人一等，可以对一切社会问题指手画脚，他声称“让人类道德的方方面面皆服从于 , 且是绝对服从于精神的傲慢, 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春秋大梦”。无论是左拉还是巴雷斯，都受某种非理性因素的驱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操控公共舆论，建立社会派别，对自己并不了解的领域妄加评论。
布伦蒂埃的指责与其私人恩怨等主观因素有关，但我们发现，日后雷蒙·阿隆与加缪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堪称布伦蒂埃言论的回响。在知识分子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中，无论其持有多么公正的价值立场，难免也受到狂热情感的煽动。在这场不对等的对抗中，知识分子要么为权贵忌恨，遭到难以忍受的迫害；要么抛弃理智，为强权辩护，替独裁呐喊。知识分子精神在左拉的那一声“我控诉”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不畏强权、置学术生涯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信念，支撑起知识分子单薄的身躯，成为学术人安身立命的脊梁。但与此同时，巴雷斯的宣告也为这创世纪般的伟业蒙上了一层阴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其诞生伊始就被自我抹杀，真理守卫者的伪装下是权威的喉舌，甚至他们扯下伪装，如巴雷斯一般自豪地宣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时代良心”还是“宣传机器”——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矛盾性认识，构成知识分子群体近代以来悲剧性命运的精神内核。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现代知识分子史恰恰是一部知识分子被毁灭以及自我毁灭的历史，正因知识分子追求真理、自由、乃至民族主义等价值，所以他们与这些理想失之交臂。知识分子的存在即为走向消亡的过程，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
二、迫害、改造与认可
1970年3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群众的呐喊声中，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很难想象，面对如浪潮般的狂热信徒，他正思考着什么。在这福柯式的公共图景中，真理与愚昧，伟大与渺小，真实世界中的二元对立得到了统一。审判者声称自己得到了人民的授权，而人民主张审判者即是正确，伴随着这虚伪的同义反复，知识分子的肉体被摧毁，思想被抹去。遇罗克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写作而失去性命，罪名甚至还是“反革命”。可是，如果宣告自己代表群众的政权真能被一篇文章所摧毁，那么政权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如福柯所叙述的那样，“君主权力”恼羞成怒，它通过对个体的完全摧毁来恢复自己被短暂冒犯的权威，而群众是这一仪式的目击者与帮凶，他们嘶吼、咒骂，在自己的意识中，将遇罗克千刀万剐。我不愿叙述遇罗克入狱后遭受的折磨，也不愿进一步想象他临刑时的场景，因为一切对暴行的详尽言说都是对其浪漫化的产物，而这种浪漫化本身，即为一种暴行。
自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以来，他们被迫害、被侮辱的苦难即为常态——左拉的个人遭遇仿佛就是百年来知识分子命运的预演与宣判。这种残暴而不可阻挡的对待方式不受意识形态、国家民族与时空等因素控制，甚至可以说统治者们心照不宣，现实中彼此反目的他们，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却达成了共识。无论是那位解除武装、进而流亡的“先知”，还是麦卡锡主义笼罩下的所谓“通共”分子，在权威面前，他们都是“不服从”的象征，都是“反动”的所指。知识分子被符号化为叛国者、小布尔乔亚或者“臭老九”，成为万夫所指的对象。权威们像使唤牲畜般引导人民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自己则躲在名为“正义”的牌坊背后沾沾自喜。
但时代总归是“进步”的，在这场权威与知识分子的斗争中，统治者们发现自己并不总能得到最终的胜利果实。经过千百次的试错，权威终于明白，与其将那群顽固且“不可理喻”的知识分子们镇压到底，不如变换思路，将他们吸纳为权威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即通过改造与同化，使知识分子成为新的政治权威。不过仍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威完全放弃了直接迫害的手段，仅仅只是表明迫害成为了备选方案，当改造缺少成效时，将仍然利用迫害使知识分子被非人道地毁灭。进行改造以期实现统治者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共谋，这一愿景具有一定难度，若能达成“1984”型的全面改造自然最好，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不过对于权威而言也并非无计可施，在广泛的实践中，产生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改造理论，即原罪理论与“灵魂工程师”理论。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理论是一体的，是同一手段的两个面向：原罪理论指向驯服，“灵魂工程师”理论指向激励。这一理论声称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具有软弱性与利己性，但同时，它也暗示知识分子的强大影响力，鼓励知识分子“迷途知返”，作为“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权威提供力量。
我们先对原罪理论进行具体探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主张的立论前提是令人玩味的，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己任的权威居然也按照基督教逻辑思考问题，在他们的叙事中，知识分子是具有原罪的，而原罪即是知识本身。执政者作为耶稣基督，欣然接纳了有“罪”的知识分子，代他们而牺牲。但这一切的代价是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罪过，需要通过虔诚的“忏悔”来表现对“神”的忠诚。倘若知识分子不识时务，那结局也一目了然，索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便是前车之鉴。因此，原罪理论为权威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提供了正当性，也为知识分子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找好了工具和模板。对于这一理论的运作，我们可以用具体实例来说明。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阻碍——《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借助这些相关文本，陈少明教授对我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他认为“知识不再是革命的入场券，相反，它成了必须先接受考验的原因”，权威当然需要知识分子的专业素养，但同时他们也对这种力量心怀忌惮，对这般矛盾的心理，陈教授的描述令人忍俊不禁：“这种对知识分子既需要、又抗拒的两面态度，用革命哲学的术语，当然叫作辩证法”。这种特色的“辩证法”思维构成了原罪理论的矛盾内核，而权威也为知识分子摆脱原罪指明了方向：为“人民”服务，新的也是唯一的文艺体裁——人民文艺——就此被权威创造。
因此，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奋斗史，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赎罪”史，这一赎罪历程，经过三场在延安的文艺座谈会达到了新的高峰。可以说，延安的文艺座谈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启示录，末日审判已然降临，知识分子的忏悔效果将决定他们的最终去处。“艾青、萧三、塞克赴南泥湾劳军，陈荒煤到延安县工作，高原、柳青等出发到陇东等地，刘白羽、陈学昭准备到农村和部队去，丁玲也已做好下基层的准备”（于敏，延安知识分子：三重身份的同一） ——这一批人无疑是知识分子中的“十二使徒”，感慨着“原来的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现在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刘白羽），遵循权威的指示，谱写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
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权威在慷慨地承诺知识分子可以畅所欲言，也承认人民大众思想存在落后性的同时，却也暗示无产阶级不存在所谓“黑暗”，这种无声的威胁让“暴露黑暗派”们不敢轻举妄动，而既然文艺的揭露功能在实际上已经失效，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作用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权威如此宣称，既然自诩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最佳代表，那么自然就要利用好先知们曾阐述过的“文化作为工具”的理论。当然，在革命的年代以文化为武器无可非议，但在“开辟新纪元”之后，仍命令知识分子将文化宣传作为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否在证明，某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呢？
在审判面前，有忠于基督的“使徒”，自然也存在“敌基督者”。据商昌宝考证，在延安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效果并不理想，以萧军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表露出对官方文艺路线的不赞同，他们对“歌功颂德”者的忏悔也持否定态度。鉴于未能达到预期，权威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占据舆论高地，引导会议走向。一方面在报刊开辟专栏发布官方文章，约谈部分党员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改变会议流程，加强主办方的控场能力。于是在座谈会大获成功、凝聚共识的宣传背后，是缺少自由发言与辩论：异见人士不敢发声，而主流学者言不由衷。商昌宝先生简要统计得出：“实际与会的文艺家也就80人上下”“三次座谈会共有约十五人次是作为‘反对派’和异见声音而存在的，这个比例并不是太低。如果以发言者40多人为基数，异见者的声音所占比例就更大了”。异见者们犀利地指出，没有具体内容的忏悔，只是“抒情的游戏，或者骗子的谎言”，也感慨着“在光明里反倒常常看不到光明”（萧军），但大势已成，反抗无济于事，异议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成为人民的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还是为了人民拼命吆喝，卖弄绝活。
敢于直言真话的知识分子或是死亡或是被迫沉默，但更糟糕的是，接受原罪理论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将权威的言说当作真理——这不是指知识分子们都卑劣到对权威唯命是从，而是指知识分子有了新的信仰对象：“人民”——或许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迷惑性的一个概念和群体。因为“人民”相当一种荣誉头衔，由权威宣布、授予，也由权威剥夺、取消。在知识分子惶惶于自身的“劣根性”时，正是“人民”向他们敞开怀抱，知识分子如离家的浪子般回到了原乡，甚至还得到了尊重与接纳，“难道我们还能期许更多吗？”——知识分子在“人民-权威”的建构体系中获得了久违的认可，成功“赎罪”后，驯顺的知识分子主动为自己戴上新的枷锁。
三、“天鹅绒监狱”与降格
“倘若一个动物、一个物种、一个个体丧失其本能，倘若它们选择、偏爱那些对自己有害的东西”，那么尼采称其为“败坏”，而针对知识分子的败坏，我将其称为“降格”。知识分子处心积虑地接受改造、获取权威认可的过程，本质上即为知识分子的败坏、降格过程，当知识分子满足于“灵魂工程师”头衔之时，看似是站在了国家的顶峰，但其位格实质已堕入深渊。
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一书中，结合对审查制度的介绍，敏锐地分析了上文所述的第二种改造手段：“灵魂工程师”理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前苏联独裁者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赎罪之后，知识分子该去向何处”的问题。于是在极权主义社会，我们惊人的发现“艺术家和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知识分子们与罪者的身份挥手作别，他们被感化为新时代神话的祭司，肩负起政治布道的责任。左拉般背井离乡的体验已成过去，“受害者”角色的自我认定略显矫情，“和群众手牵手”，“顺应时代潮流”，“进步的艺术家必须发掘创造进步的观众”——这都是知识分子们发自内心的呼喊，他们坚信，自己将与权威和人民共享胜利。曾经知识分子为权威服务只是“实然”，因此左拉们才能对巴雷斯之流发起抨击；但如今服务成为了“应然”，知识分子早已不屑于过往的所谓“独立性”。
数十年倏忽而过，知识分子为理想而献身仿佛还是昨日之事，可转眼间，知识分子已在权威面前摇尾乞怜，或许仍有狷介之士，但也沉默不语，不成气候。我们不禁要问，“灵魂工程师”理论到底为知识分子们带来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主动降格？
在正常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当然可以进行自由的创作，没有人要求他必须以工农子弟为写作题材，也没有人告诉他知识分子要有“党性”，对他的唯一限制可能只有他自身的才华。但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与资本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于是“一个最绝望的艺术家，会至为痛苦地发现，在社会眼里，自己除非有销路，否则一钱不值。想到这个社会将艺术推向了市场，而不是在教堂里加以尊重和维护，他不禁心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学术大多远离大众，因此也难以获得市场的垂青，他们突然发现，即使拥有了创作自由，自己仍然穷困潦倒，一无所有，这种穷困不止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知识分子的自尊乃至自傲得不到满足，他们因此愤懑不平，认为受大众膜拜的人物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于是，这群失意的浮士德们，与墨菲斯托签订了契约：“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除了其独立性；作为回报，它获得了世界的一半，为此它须提供维护团结和解释权力的服务”。在自由与幸福之间的选择中，知识分子毅然选择了后者，只不过在丧失理性之后，他们可能忘了，自由恰恰是幸福的根基。但契约已经成立，后悔为时已晚，知识分子接下来能做的，只有与魔鬼共舞。
最后的独立知识分子被自我消灭了，我们一直讨论的群体有了新的名字：御用文人。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人群中也有一批是受到了权威所宣扬的价值的感召，自愿为权威服务，他们似乎真心相信自己是在为“人民”服务，为此甚至可以抛弃科学规律和真理，钱学森在得到洗礼后，认识到“昨日之我如何可恨，今天非痛改不可”，在人民的热情中，他多次发表文章，为“大放卫星”提供理论依据，“发挥集体智慧，排除个人主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钱老先生真诚地宣告，人民的力量将颠覆科学技术存在的价值。当然，这样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知识分子，即使被蒙骗，也曾丧失理智，他们仍然值得尊敬。而占大多数的受嫉妒与愤恨裹挟的御用文人们，除了作为被权威收留的丧家之犬这一身份外，也具有自己的野心，“政治赋予艺术家以公众角色和服务精神，作为唯一可行的实现艺术的路径。承诺带来了义务，作为交换，艺术家从革命运动中获得的犒赏，恰是他拥有自由时痛苦的缺失：真正被需要的满足感”——与被顶礼膜拜相比，自由又算得了什么！御用文人们沾沾自喜，他们早就不是在市场门前等得望眼欲穿，却被民众弃若敝屣的局外人了，“社会不给他们，他们自己来拿”（刘慈欣，鲸歌）——御用文人们嗅到了久违的权势与荣耀。
哈耶克对“为什么专家偏爱计划经济社会”的论述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分子的主动降格。“如果我们使那些专家的技术理想成为人类的唯一目标，则几乎每一个理想都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但是这在受市场调控的社会中显然是不可能的，专家一方面沉浸于坚信自身理论优越性的自负中，另一方面也如前文所述那般，普遍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因为自己的雄心壮志受到阻碍，因此他们谋求新的政治秩序。毋庸置疑的是，一个计划经济社会和权威社会具有高度一致性，它们同样权力集中、高效率、强调集体价值，即使这个权威社会采用市场模式，但在本质上仍与计划社会更加接近。降格为御用文人的知识分子们知道，在权威社会里，他们不仅能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同时也能掌握实在的物质权力，从而推行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御用文人们相信“能够把他们对某一特定目标的价值的感观灌输到这个社会的指挥者心里去”，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做到了，正是在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中，李森科之流可以长期支配学界，此时，知识与权力得到了真正的统一。
收获精神归属感和满足物质权力欲望后，权威为知识分子（或称御用文人）赋予了新的需求：成为“神明”，造神运动是“灵魂工程师”理论的最终理想，其结果是：通过知识分子这一媒介，权威为人民施舍灵魂。获得“神位”的御用文人们欣喜若狂，对权威感恩戴德，他们被彻底偶像化，沦为统治的工具。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不可抵御的诱惑。无论其是否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大多数知识分子恐怕都想成为“马克思式”的人物。因为马克思本身被赋予了特有的含义，在他身上，知识分子们第一次看到了某种希望：原来一名学者真的可以改变世界，乃至于主导世界。对世界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一殊荣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独有，诸如启蒙思潮也具有类似的重要性。但是对启蒙运动的认可与赞同主要反映为对其思想主张的接纳，但唯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乃至崇拜，除了对其思想内涵外，还投射于马克思本身。而这一现象正是权威造神运动的杰作，御用文人们熟知权威的力量，在现世的幸福得到满足后，他们要求永恒的膜拜与虔诚。
科学一旦不能为真理而必然只为一个阶级、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争辩和讨论的唯一任务就是辩护和更进一步传播那些用以指导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仰——《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在权威社会里，“为真理而真理”是被禁止的，“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可想象的，知识分子为御用而付出的代价是：他永远只能出于人民，或者说根本上出于权威的需要而创作，极端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浮躁的心理状态充斥在御用文人思考中。以赛亚·柏林曾经指出“艺术家不是牧师，也不是美好物品的提供者，而只是公开说一个直接基于他们切身经历的真理”，对于这样的理解，御用文人们嗤之以鼻，他们发明了新的写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哈拉兹蒂），以此献给崇高的权威。这种吊诡的现实主义，是“艺术个性在历史化妆间里换上的新妆”：刻画普通家庭生活的艰辛就是反人民；追求抽象的学术就是反社会；描绘卑微就是在消解崇高；反思现状就是在质疑进步。它用无声的语言证明人类的悲欢确实并不相通，而作为群体的人民永远喜笑颜开，称颂太平……没有人再举起投枪。
时至今日，并不会有官方文件宣称剥夺人民的固有权利，但这当然不能证明权威的控制放松，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完成了同化，人民、知识分子与权威达成共识，政治自觉取代了公开镇压，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与群众的口诛笔伐构成两道坚固的防线，一切都显得无懈可击。一九八四的钢铁监狱时代已经远去，如今存在的是丝绸囚笼。
通过两种理论，权威为知识界打造天鹅绒监狱，在幻梦中掩饰冷酷的事实。原罪理论宣判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奴隶”，灵魂工程师理论却赞扬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导师”，“左拉”们被同时灌输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自卑与自负的心理不断交织，使他们歇斯底里，日益癫狂。最终，知识分子理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演员，他们受众人膜拜，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但知识分子也只是被操纵者，按照权威撰写好的剧本演绎“伟大人生”。
四、集市与苍蝇
“哪里孤寂告终，哪里就集市开张，哪里集市开张，哪里就开始伟大演员的喧闹和毒蝇的嗡叫”（尼采）。集市-演员（毒蝇）-人民关系在“天鹅绒监狱”中构成三位一体：集市与民众的联结是毋庸置疑的；而没有集市，毒蝇无处容身；没有毒蝇，集市也不成其为集市；在集市与毒蝇的相互取悦和共谋中，毒蝇作为一种媒介，将集市意志传达给每一位民众，也正是在此时，毒蝇成为了演员。“演员们有思想，却少有思想的良知”，演员的良知被集市意志所取代，他们将需要民众知晓的话语用民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表演出来，在驯化民众的同时，也使演员沉浸于世界围绕他们旋转的假象。因为集市意志处于变化当中，因此演员时常以颠倒是非的方式进行证明，以制造混乱的手段完成说服。于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无讽刺地说“你们所有著名的智者无不为民众及其迷信服务，而不是为真理服务！正因为这样你们受人敬仰”。
集市要求一切以民众为中心，这使得演员苦心孤诣于如何取悦民众，成功的演员为此得到集市和民众的重视与赞美，他们又换上了一顶新帽子，这帽子上写着六个字——“现代知识分子”。在集市中，这一概念被重新建构，赋予了新的涵义，知识分子们挂着“民众的良心”的牌子招摇过市。但在本质上，“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鲁迅），演员不在剧院舞台上演绎人类的价值，反倒在闹市中坑蒙拐骗，那这所谓“演员”，不过是江湖骗子罢了。或者按查氏所言，“知识分子”只是坐骑前驾上的一头小驴，为“某些强人想要善待民众”所用。
在“天鹅绒监狱”的时代，很难说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伟大演员”们倒是悉数粉墨登场，以御用文人的身份成为权威的喉舌，这里不妨试举两例，便大概可窥得御用文人之全貌。
几年前刚开始了解张先生时，他方名声显露，而时至今日，借助互联网平台的高效的传播速度和广泛的受众，张先生已然具备极其惊人的号召力，至少在明面上，对其所著书籍和相关栏目是一边倒的赞美之声，此外。很多人包括张先生自己，也总是提起九年前与另一位学者的辩论，毕竟这可是张先生的“高光时刻”。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政治学者笔耕不辍，所著文章多为学科相关的理论建构，一生中也有具备重要价值的代表作；反观张先生，虽也著书颇多，可都是围绕同一论点的反复言说，他硬生生把“炒冷饭”坚持成了一种习惯，也并没有在理论高度做出多少贡献，或者说张先生的所谓理论，仍然只停留在举例论证的层次上，“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张先生曾有机会成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但现在充其量只是优秀的御用文人和宣传家。抑或是，张自知难以在政治理论上做出突出贡献，因此想通过向权威示好来博得同情？
笔者并不完全否认张先生说法的正确性，但问题在于，张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中外对比之上，他的观点近似于某种精神胜利法，意即“我们做得固然不好，但他们做得也一塌糊涂”，其实这就和学生总与考得更差的同学对比以获取安慰一样幼稚。实事求是地说，不只张先生，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很多所谓的“爱国派”的常用话术，只要我们说本国有何处做得不到位，他们马上会用翔实的资料或是愤慨的语气告诉你，国外也做得十分差劲，顺带还给我们扣上崇洋媚外的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帽子。可是，为什么国外做的不好，我们就理应做得不好呢？还是说，在“爱国派”们看来，我国只是其他国家的随从，只能跟在他国身后亦步亦趋，而不能期冀超越呢？这么看来，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者？
胡先生则是御用文人的另一种类型，他并非专业的学者，而是一名新闻人，也是某知名报刊的总编辑。经过多年的实践，胡先生在撰写社论发表看法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自愿充当权威与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实际上只是期望两方都不得罪，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胡先生苦口婆心的劝导“某一措施固然正确，但鉴于我国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从长计议”，当然，没有人会否认我国的复杂性，但胡先生的提法却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别有用心，毕竟无论是多么重大恶性的事件，经过胡先生这一套话术，总能大事化小，民众反而还要对权威感恩戴德。胡理论的实际话语其实是：民众无权对国家有关事务提出见解，只要坚持权威领导，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媒体是权威的喉舌，胡先生堂堂正正地践行这一点，张先生的降格或许也曾有过犹豫，只是在近几年才日益有底气，可胡先生的堕落似乎从一开始就理直气壮，正气凌然。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通常都会给艺术家过分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诺曼·马内阿
经历过名家辈出时代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有这样一番慨叹，“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在知识分子与权威同流合污的世界，“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自然也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即使宣称自己的学说是科学，是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一旦沦为教条，便也一无是处。“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先生曾如此发问，这个问题也可以替换为“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优秀的知识分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复杂，毕竟当潜心做学问的人都不存在的时候，也就无所谓“大师”和“优秀”的问题了。
早在本文开头笔者便指出，知识分子本身是走向毁灭的过程，作为“问题”的知识分子已经消解，自然也就不需要“答案”。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是阶层、职业还是某种身份也并不重要，研究对象因降格而随之终结，那么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似乎已经成为考古学的范畴。我们不是见证者，而是重温者：原来曾经还有这样一种群体存在。胡张之流居然都能在思想界呼风唤雨，拥趸无数，这样的时代，无疑是知识分子的终结：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独立的观众，新时代的日丹诺夫体系构建完成，我们一直停留于几十年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法官的宣判下：
——知识分子们踏上了刑场。
五、“未曾设想的道路”
即使知识分子已经降格乃至终结，但探讨“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其必然价值，毕竟“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也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这也是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
他们也没有阻止住世俗大众让全部历史充满了仇恨和杀戮，但是他们制止了这些世俗大众形成崇尚仇恨和杀戮的宗教以及因美化它们而具有的成就感。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朱利安·班达
朱利安·班达以理想主义的笔触描述了知识分子真正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为古典知识分子保有，但却在近代种族、民族和阶级激情的泛滥中，被知识分子抛弃。他们接受了政治激情，并把这种激情带入到自己的学术活动当中，甚至是利用自己的学说玩弄政治激情。在狂热情感的趋势下，知识分子鄙夷具有普遍性的真理，开始宣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所谓独特性，在这种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判断力彻底服从于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需要指出的是，班达所说的政治激情不是指对祖国和故土的正当情感，而是“行动倾向、渴求立即回报、只关心目标、蔑视论据、爱走极端、仇恨异己和僵化的观念”。在这一降格过程中，已经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只有宣传工具的职业操守。
“流亡者”与“业余者”——这是爱德华·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表述。首先，知识分子作为流亡者，这不完全是真实的情景，更多的是意指隐喻的情景，即知识分子仍处在社会当中，但他不顺从，不妥协，“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他人感到愉悦而存在，这种角色只适合于丑角，不妨说，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让社会不高兴，尤其让权威不高兴，他们“以不乐为荣”。真正的知识分子主动离开权威，走向边缘，而不是像商品一样站在橱窗里待价而沽。他们不必担心破坏大局，击碎幻梦，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向外国人展示大国崛起，秉持“家丑不可外扬”，而是真正直面普通人生活的厚重和苦痛，运用自己的知识与影响力反抗强权。“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成为“业余者”，这是赛义德的第二个忠告。所谓业余性，是指“不为利益或者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赛义德认为，专门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不再关注主攻学科之外的知识，他们将接受本领域领导者的论述，最终，使得“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因为“专业”的头衔需要得到权威的认可并授予，成为专家的本质即成为权威的卫道者。对专业态度的追求使得知识分子“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专业化规定了正统和异端，在这一体系中，划分标准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权威叫喊着应当“为国家而真理”“为人民而艺术”，真正的知识分子看破这些虚妄的谎言，他们自豪地主张：“为真理而真理”“为艺术而艺术”，当知识分子不受权势蛊惑、不被狂热误导，那么即使身体被毁灭，他们也将不可战胜。
徐友渔在一篇纪念遇罗克牺牲的文章中称：“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在笔者看来，这正好对应了知识分子的两种职能，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我们这般宣告——“应当是天下无道则见，有道则隐”，天下有道，政通人和，知识分子则苦心孤诣，钻研真理，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天下无道，强权统治，民不聊生，知识分子则走出象牙塔，振臂高呼自由与正义的价值，向世界宣告这些已被遗忘的常识。
在《流亡的先知》中，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有这样一段评述，不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就算真是一个人命定要蹒跚于从失败到失败的痛苦与血泊中，而且挣脱一个轭绊只是将其脖颈伸向另一个轭绊——即使当他在那茫茫荒漠上跋涉而前面却没有应许给他的土地时，他对另一种命运的渴望仍然像火炬一样在那黑暗与阴森中带来一线光明
——死算什么，你总有信服我的一天！
April 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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