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桃种李种春风。
开学第一周。
本想着自己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状态来迎接这个学期，但实际上过了几天还是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循环。当然自己还是做了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也开始为这个学期做一些计划，但是时间的流逝总是如此迅速而不留痕迹，第一周也就这样过去，然后再算算时间，这周接到的通知让我必须做好三月份写完中期——并且是两篇论文的中期的准备。再加上这周还要去参加游泳测试，在碌碌之中同时深刻的感到时间的紧张。
同时这个学期对我来说也是十分特殊的。选课系统刚刚关闭，我第一次将要开启在清华一个学期只有一门课的生活。同时，逐渐淡出的社工以及逐渐加强的对史料的阅读和对助教工作的参与，然后感受到自己的角色在逐渐发生变化。而这种角色哪怕有外在的规定，但对我而言还需要找到内心的安稳。而这一周，可以说是一个开始。
这一周舆论场发生了各种重大的变化，校内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变化，校外，舆论的风向从丰县到俄乌冲突，再一次给人以“见证历史”的错觉。与此同时，疫情仍在发酵，香港最近的爆发可能是整个大中华区自武汉疫情之后史无前例的。刚刚过去的昨天，又是AO3被封事件的一周年。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以上所提到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变得敏感而易碎。这一年在网上冲浪的经历使我从未如此明晰一点，那就是一切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是不可靠的——既可能是在存在形态上，也可能是在信息内容上，或者兼而有之。昨天我们怀念一年前，怀念文学创作的春天，怀念自由表达、独立思考与理性讨论——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拥有，但在过去这一年，因为公权力，因为营销，因为算法等各种原因被击得粉碎的。最近在旁听一些课程，主要有关文学理论与批评。尽管与自己现在的研究领域或许有一些距离，但却让我感受到一种理论的力量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如何言说，如何表达”，这是我一年前在某次讲演时所提出的主题，在今天其似乎对我而言变得更加重要。
如今的舆论场，相比起观点，我更愿意说其在给我们所有人示范什么叫说“信息素养”。历史学会告诉我们，“一分史实说一分话”，新闻，被称为正在发生的历史，而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外交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的艺术以及信息不对称的产物——而这在丰县事件中，以一种公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形态呈现。但遗憾的是，如今哪怕是“市民社会”这个词都变得讳莫如深。前天看到一份一些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对俄乌冲突的声明，先不谈内容，我自己也是没有能力核查其真实性的，但使我对其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其在发布之后短短一个半小时被全平台封锁，甚至于截图发朋友圈也会第一时间被屏蔽。或许，在我们讨论舆论场之前，首先要看看，这个场里有些什么，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The big brother”在害怕什么。
针对俄乌冲突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读与评论，这当然是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常态，并且会让人生动地认识到世间百态。在这里或许我只想说，“存在即合理”，以及，“不要将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当成傻子”。这个世界已经充斥着太多标签化、绝对化的价值判断与“心证”，这使得言说空间变得逼仄，甚至使得原本能够被进行严肃探讨的事情变得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价值与意义。而说到底，我们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过互联网我们或许能够听到“远方的哭声”，但这终究不属于我们的生活，或者说，不属于我们能够改变的范围。这当然不意味着冷血或是袖手旁观，而是说，我们终究要在我们所能掌控的现实中，“放出眼光，运用脑髓，自己去拿”。
“脑子是个好东西，只可惜到了群众中，很多人就没了脑子”。
因此，与我自己研究相关的，上个星期某门旁听的课程上，老师问我，“二十年代的海员是如何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的？”我下意识的给出了一个否定性的答案，因为可能在现在的我看来，哪怕二十年代有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也成立了海员总工会与省港罢工委员会，但是工人仍然是分散的，仍然是缺乏阶级意识的——或许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我跟你谈利益你跟我谈情怀”。这或许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何海员工人运动从流传的文献来看似乎得到了更多重视，但是却“屡战屡败”的原因。当然，不可能说我们就完全脱离开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但是我想仍然必须看到利益以及群众的“盲动”在组织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海员来说，其“植根在陆地上”的流动性以及世界性给他们带来的视野，可能不全然是积极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对当时人的理解。而只有首先了解这些，书写这些，才能够更突出当时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
而当我们将眼光投向现在，其实同样如此。现在或许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有了互联网，信息生产与发布、接受的门槛大大降低，但这其实并没与改变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对人的塑造与影响。并且，在这样一个阶级差距进一步拉大，政治光谱日趋接近极端的今天，至少我很难看到精英与民众的连接，或者说，我其实会开始质疑我们每天所看到信息的真实性与代表性。而这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前置条件。我双学位国际政治，这次俄乌冲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我正在写的论文有关——也就是在一个强弱相间的多主体互动之中，强者的决策如何根据弱者的情况进行调整。我不做东欧，对苏联也并不了解，可能唯一的关联便是自己现在正在学俄语（至于研究工人运动对共产国际的关注，这个组织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漫漫风尘之中）。对俄乌局势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但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却使我重新思考国际政治这个学科的关怀，那就是“对和平的追求”。“和平”“正义”“利益”“理想”“威慑”，在短短一周内，我们看到了太多宏大的概念被用于宣传，然后以现实的反应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冰冷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简单的贴上标签，做出判断是轻飘而无意义的。尽管我会觉得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仍然可供商榷，但是什么叫做“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是非曲折”，这不仅仅有关政治利益与精算，其本身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
哪怕在这个时代，事实可能是最无关紧要的。
在最后，我想引用“夜语莺声”公众号今天推文中的两段：
“创作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工具和幌子。很多人只是觉得我认同的作品是创作自由，我不认同的作品就应该消失。现实远比小说荒诞，但人们还是善于对虚构的角色提一堆道德上的要求，通过打败小说中的反派来彰显自己正义，再通过改造不完美的主角来增加自己的牌坊。肖战和他的粉丝只是证明了，用这种方法排除异己行之有效。而我只觉得这种人可怜，和这些人共处一个世界的我也很可怜。”
“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匹配简单的公式，从而将其转化为互联网上大家熟悉的议题并进行直接的站队，放弃对问题本身的追究。其造成的现状就是，天大的事情都会被当做党同伐异的工具。放任这种思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会带来改变的抵制只会逐渐变成行为艺术，就算肖战真的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党同伐异也只会让自己继续走向深渊。”
让我们期待一个美好的世界到来。——柴静在其每次节目的结尾都这样说，我想我也这样作结好了。
February 2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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