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你 自己最好的回答。
这是“寻找三个月的回忆”的第三篇，讲这学期的助教经历。讲真，之前也应该是在这里发过当助教的经历，只不过并没有这种自觉，要对一学期的助教工作进行总结。而这也是因为看到“数据结构”课的某位助教用自己的公众号发了一条这样的推送。讲真，我觉得这还是太危险了，毕竟微信公众号的特性是可能被任意推流，以至于可能会有现实的解读与影响。
当然，说是“反思”，不如是自己最近思考的问题的集结，甚至还可能因为记忆的偏差，以及当时没有及时写下来的遗漏。教学是件良心活，但也是确实能给人带来真实的感动与思考，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还愿意坚持并愿意“以此为业”。
这个学期我主要的工作之一仍然是任某门思政课的助教。自己这个学期的一项主要成绩也是，一篇教学的文章将要发表。这学期我也看到了有几次对本科教育反思的讨论。说真的，我觉得“如鲠在喉”。我并不满意现存的这一切，甚至对其正在进行的改革并不抱期望，但我并不知要向何处去，而自己兜兜转转，可以说把学生能做的一切助教职位都做了一遍，却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这个体制中的一颗螺丝钉，做的最多不过是裱糊匠的活，而哪怕这样还会被维新派称为守旧而不受认可。
这一切的尴尬之源或许在于，在这个信息来源极度多样，评价标准单一却越来越受社会影响的当下，本科教育与具体的课程之间，课程与学生之间，学生与老师、助教之间的关系亟需重塑，但并无对此的整体性理论与成功实践——如果说有，那也不过只是“赶上了好时候”。当然，自己并不是研究教育学的，本应对此并无置哙的余地，但这问题又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我只能将自己定位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翻译者”。而经过这一学期，或者说经过自己这五年，七个学期的经历，我又感到有一些感受“不吐不快”，或者说，惊讶于老师与同学之间，竟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南辕北辙。我深知，自己的思考可能是让老师和同学都会“难受”的，但这并不是自己倔强，只是我相信有一些能够在现有条件下可供追求并有实现可能的“善好”——当然，由此你也可以批评我，只是局限于自己的经验与经历。立场问题，是最可被攻击的，也是最难相互理解的。
在很大程度上，我想，助教工作，以及所助教的思政课程的教学目的，不是所谓“立德树人”——或者说这是在更高层面的追求之一，而是相互理解，学会“求同存异”。当然，这里必须加一句，思政课本身的设置与意义，尤其是在新时代下越来越高的思政课占比，本身在我看来是十分可资怀疑的一件事情——尽管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自己只会由此获利。思政课究竟要教什么，如何能在并不坚牢的知识上空谈价值，是这课从设计之初便应思考的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思政课没有其设置的必要，而是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对我们的近现代史并未建立起一套足够有说服力的话语及有逻辑的解释框架，由是才让这所有的“正确”加总成了虚伪。
从学生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大学与社会如今越来越明显的张力所示，学生需要花将近1/8的精力完成思政课，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或者再直白一点，这课程怎么才叫“学好了”？这学期的助教经历让我觉得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老师，是不是我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这课就能拿高分”“老师，期末考试能不能‘考简单一点’”对前者，在我看来这似乎的确是这课程的目的，但倘若就这样给分，先不说没有区分度，难道我们是认为进入大学的学生都“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才设置了这一系列课程要来“改造”学生的思想么？对后者，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简单一点”——一年前的助教课，在老师的坚持要求下我把期末测试出成了初中难度，为此被挂上了树洞；而在这次的助教经历中，我第一次经历“踩点给分”式的期末试卷批改——当然最后扣分是比较狠的。这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说“过程性评价”，甚至评价环节也足够体现过程性，但最后给人的感觉，反而是“每一个都不能错”的“立即死亡”式——也无怪有学生会认为这一切都只是老师在“整花活”。从助教的角度，我也当然希望教学环节能少一些，再少一些，最好是回到教师“一言堂”“满堂灌”，那助教就真的可以只是“端茶倒水擦黑板”。现在助教还做这么多，完全可以解释为我们有足够的情怀想让这课变得稍微有那么一点意义——当然，教学本身在目前中国的大学里，尽管早已被诟病多吹，但仍不能否认其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良心活”。现在的问题比这个更严重是，助教已经“不止于助”，在某些课堂已经“开门授课”，甚至在课下还有不少的单独指导（如果是有关课程的还能理解，指导展示甚至细化到这张PPT怎么做就离谱了）。但为什么，彼此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思政课在我看来，却越来越成为一场华而不实的“表演”呢？
当然，你完全可以说我的这个感觉不对，或者说这本就是这场改革正常的“阵痛”（毕竟这让思政课更有“噱头”与可宣传性）。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现在负责我们思政课改革的老师——我做过她的助教，她也曾多次拿到清华校内教学的最高奖项——自己的纲要课，选的人越来越少，与此相反，在我参与的仍在进行的我导的纲要课改革，却从选课人数上获得了“满堂彩”。而与之对应的，是思政课在整体上教评的下滑。这种教-评-学三者所各具的权力及其所影响的课堂，被扭曲成了“要么迎合，要么被冷遇”的怪圈。于是乎这个问题在更深层面上，指向大学教学的意义、应该如何获取知识（能力、价值）和评价体系如何反映真实情况以对老师、学生、助教都有助益。看起来，在目前这三者之间在制度层面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可能三角”——教师想更好教学，却带来课程考评层面更大的任务量，给学生更多不确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认同“将思政课由等级制改为PF制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思考，为什么“学习”这件本应很简单的事情，现在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所有人都很累，但却都感到空虚与无力。
作为马院的传统艺能，我当然可以在下面大而化之、大言不惭地对此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例如“明确给分标准”“统一课程评价方式”甚至是让现在百花齐放，充满探索空间的思政课变回集体备课、照本宣科的模式并为之辩护，但显然，这只是隐藏了这一问题，或者说，“解决了提出这一问题的人”，因为这就让这一切变得死气沉沉而没有了改变的可能。改革，就意味着要调整，要试错，才能换来改变的可能性。首先，是这个课“应该怎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需要向中学教育学习的——但也不是意味着要“千篇一律”，现在清华的思政课改革在我看来，便又很大程度上“树了模版”。模版有错么？没有，清华似乎是很喜欢这样做的，最典型的便是所谓“特奖”。思政课树模版的问题我想在于，如果说特奖还有十个，思政课目前至少有八门，却似乎只有一个模版——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只有一个“思想”。但问题是，模版的意义，不正是指导如何把这一个思想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方式让同学理解——或者说，在一遍遍的重复中至少是熟悉。不同学科应该有不同的方式，或者说，最优的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或许是一个常识。这是“怎么上”的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还有两面：“要怎么参与”和“要怎么评价（评学/评教）”。如果套用最近很流行的方式，那就是“实现思政课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匹配”，在这之中，助教看似只能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供给侧改革如何符合需求侧需要，以及引导需求侧理解供给侧改革意义的关键枢纽所在。这，我认为才是助教，特别是思政课助教应该有的整体思维与改革方向。
February 3
文中未标明的图片与文字均为作者创作，禁止转载。由于评论区技术问题，请通过邮件互动。